又為什麼不宣戰？
至於不宣戰的原因，實乃1931年的中華民國還是一個弱國，還是一個不統一的弱國。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東北軍已經為了收回中東鐵路的權益，在中蘇邊界與蘇聯紅軍大打出手。當時蘇聯剛成立不久，還遭遇大飢荒，紅軍卻還是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東北軍。中東路事件的教訓，讓蔣中正與張學良都學到了一個教訓，那就是中國無法以一國之力戰勝外國的侵略。
想要讓中華民國保持統一與自主，唯一的方法就是取得日本與蘇聯以外其他列強國家的援助。這是為什麼蔣中正放棄孫中山時代的「革命外交」，決定延續北洋政府的外交路線，加入美國提倡的《九國公約》（Nine-Power Treaty）體系。1922年，北洋政府在《九國公約》體系幫助下收復山東的經驗，讓蔣中正相信爭取國際正義的方式是透過美英列強的干預。
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反戰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西方世界的主流，各國又決定於1928年8月27日簽署一份《非戰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當時的日本與北洋政府都順應國際社會的反戰浪潮，簽署此一公約。《非戰公約》又於1929年的7月24日生效，並由國民政府所繼承。
然而《非戰公約》在反對戰爭的訴求上面，又到了十分偏執的地步，就連反抗侵略的戰爭都給予同等級的譴責。恰巧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又陷入經濟大恐慌的泥沼之中，根本沒有能力協助中華民國抵抗日本。而日本這些試圖挑戰國際秩序的強權，又可以在不宣戰的情況下侵略弱國，讓《非戰公約》幾乎成為了廢紙一張。
中華民國若想要與日本宣戰，只剩下退出《非戰公約》一途。不過蔣中正知道此舉將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更加孤立，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中華民國是不可能在失去西方盟國同情的情況下戰勝日本的，於是採取更為靈活的戰略。這個戰略就是讓中華民國在不與日本宣戰的情況下，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採取實質的武裝抵抗。
當然在抵抗的同時，還要不斷向國際社會宣稱國民政府沒有放棄和平的努力。唯有讓國際社會相信中華民國有在努力維持和平，卻還是沒有辦法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中華民國才能說服國際社會相信自己是被侵略者，進而得到應有的同情。
這一招果然奏效，隨著局部抗戰演變成全面抗戰，全面抗戰又演變成了太平洋戰爭，國民政府總算是等到收復東北，甚至於台灣還有澎湖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