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將開放民眾使用社群媒體，吸引年輕人加入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組織。報導指出，神學士因應時代潮流，將開放網路和智慧手機，允許民眾在推特等社群平台上貼文。
相較下，神學士在1996至2001年間統治阿富汗時，實施嚴格伊斯蘭律法，禁止電視、音樂等娛樂，也不准女性受教育，現在神學士領袖在重新掌權之後似乎已體認到，若沒有網路聲量，便無法獲網路世代青睞。不過，據悉神學士仍禁止部屬透過網路尋求電影、音樂等娛樂。
國家在網路規範、娛樂菜單可做多少干涉？
當娛樂成為一門學問；網路成為新鴉片，在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為打擊電玩成癮的絕招，除明令遊戲業者必須採行「實名帳戶註冊制」，限制了未滿18歲者，每天22：00至翌日清晨08：00，將被伺服器強制下線；平日遊戲時間超過1.5個小時、法定假日超過3小時者，也將被強制下線。
在中國公安局的管轄下，建立起跨平台且統一的「身分識別系統」，「為廣大青少年健康成長保駕護航。」中國目前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電玩市場。2018年中國政府就突然「閃電出手」，凍結新遊戲的上市許可頒發。國家可以為人民在網路使用的規範上，在遊戲娛樂的的菜單上進行干涉。
分眾時代大眾反叛的力度大增
網路的翻牆技術以及衛星傳播將徹底解放國家對網路的管控。可以預見地，西班牙的哲學家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 1883-1955）在《大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中所預告的，來自群眾的、草根的，無聲地反叛，正在進行。加塞特的年代沒有網際網路，他以先知般地指引大家，作為「大眾人」的社會力量在現代的崛起，以及一個由「大眾」佔據支配地位的時代的來臨。他闡述了，當代歐洲的公共生活一個極端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大眾開始占據最高的社會權力。
奧爾特加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大眾的反叛」，或如德國社會理論家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所說：「野蠻人的垂直入侵」。他特別憂慮的是這一現象將對歐洲造成巨大的危機，這一危機將導致生靈塗炭，國運衰微，乃至讓文明沒落。
加塞特及拉特瑙如果能活到今日，對於今日的「分眾時代」，分眾所造成的人類災難何只倍蓰於他說的「大眾人時代」所造成的大眾反叛的力度，他們恐怕要瞠目結舌，掩卷長嘆。
群氓的時代，大眾將成為「領袖的囚徒」
政治野心家早就看到「大眾反叛」的災難，並且「樂見」災難的到臨。野心家非常了解娛樂和網路作為新鴉片，可以覆舟，更能載舟：它是洗腦的絕佳工具，投資《斯卡羅》比教科書更能說明歷史上中國對台灣治權的有限性，培植網軍必須「合法」編列預算，才可以刷白1450的惡名。
政客及野心家不在乎「生靈塗炭、國運衰微、文明沒落」，他們熟稔於操控大眾反叛的「對象」，豢養網軍，只要把糞噴到敵對陣營，只要災難臨到政敵，「大眾反叛」就是造反有理。當娛樂成為一門學問；網路成為新鴉片，如何去耍這一把兩刃刀，殺向敵人的胸膛，才是高招：至於神學士及共產黨採用圍堵之策，一看就知道只能困獸之鬥。
法國學者塞奇．莫斯科維奇（Serge Moscovici,1925-2014）的名著《群氓的時代》（The Age of the Crowd: A Historical Treatise on Mass Psychology）又回到了比較嚴格的群體心理學的範圍，而且主要是研究塔爾德、勒龐和佛洛依德三個人的思想，但也可以將這本書看作對近百年來大眾理論的一個回顧總結。
莫斯科維奇簡略描述了全球化時代大眾依舊凸顯的特點，為群體心理學進行辯護。他關於20世紀初民眾將取得勝利、20世紀末我們將成為「領袖的囚徒」的預言，從時間上說 或許並不完全準確，但他關於群眾運動中領袖起主導作用和居顯著地位的觀點，看來還是可以得到百年經驗教訓相當有力的支援。
群眾追求的是解放的感覺，幸福的感覺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德語作家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1905-1994）除了文學創作之外，在一本學術著作《群眾與權力》（Crowds and Power）中，闡述群眾的特性主要有4條：1.群眾的增長本質上來說是沒有界限的，會永遠增長；2.在群眾內部，平等占據統治地位；3.群眾喜好緊密地聚集在一起；4.群眾需要導向。
卡內提從人們對接觸的恐懼心理的突變來論述群眾的產生。一旦不害怕接觸，群眾成員就感覺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差別，擺脫了一切社會的距離，而與群體中其他所有人一樣是平等員。群眾要的不是一支手機，也不是看抖音，而是一種獲得解放的感覺，也是幸福的感覺。
但我們也許還可以說這種感覺是短暫、甚至有些虛幻的。卡內提在世時，網路的魔力還沒有張牙舞爪，但文學家已經看見群眾的本質，網路只不過是使群眾逐漸妖魔化加速而已。
一次又一次地信任，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背叛
大眾的反叛，其另一面，必然是對某人事物的信任。所謂民主國家的選舉，正是大眾一次又一次地信任，並且一次又一次地被背叛。信任使我們特別容易受到什麼傷害？
紐西蘭哲學家安妮特．拜爾（Annette Baier,1929-2012）說：「信任可以被出賣，或者至少可以放下，而不僅僅是失望」。在她看來，當人們僅僅依靠某人做某事卻不信任他們去做另一件某事時，失望才是適當的回應。
詳細地說，儘管監視和約束他人行為的人可能會依賴他們，但如果他們的依賴只能讓他們失望而不是出賣，蔡英文即使是假博士，但很多台灣人還是選擇相信她不會「背叛」台灣，出賣台灣。一個人可以依靠諸如鬧鐘之類的無生命的物體，但是當它們破裂時，相信鬧鐘的人不會認為被出賣，儘管他可能會失望。這一點表明，沒有必然背叛可能性的；彼此依賴，使這種反應不可能發生。
換言之，當30%的台灣人信任蔡英文，而發現她當了總統兩年，還不特赦陳水扁，也不宣布台灣獨立，他們只會失望，但不會認為她背叛了民眾。台獨基本教義派就是這種心態。
信任是否總是包含背叛的潛力？
信任並不是經常有靈驗的回饋，因為信任還涉及我們相信如果沒有一定的保證，那麼「信任」就失去意義了。因此，信任是危險的。我們在信任時所冒的風險是丟失了我們委託他人的有價值的東西，比如分配國家預算的權力。其中還包括我們的自尊，比如選了韓國瑜，他卻落跑去選總統，結果連市長就被罷免，選民的信任竟遭背叛而破裂。我們信任的人不會真的為我們「服務」的風險，
除了信任的危險，人們還可以問，在合理的意義上，我們是否需要信任，我們需要信任蔡英文嗎？以及對哪些人與事可以寄予信任，比如信任了蔡英文，要不要連賴清德、蘇貞昌都信任進去？陳時中呢？高端呢？我們必須有能力預判對哪些人與事給予信任是「高風險」的，比如個別看去，民進黨立法委員都人模人樣的，怎料這一窩牛鬼蛇神好似被套在同一個金箍裡，咒語一念，任何法案全都一個鼻孔出氣。
此外，我們也必須忖度對於哪些人與事應給予的「信任額度」分別是多高多低？抑或，扮演一個獨立思考的哲人，深知在特定情況下任何人與事都可能無法保證信任，因為根本沒有所謂真正的信任；它不存在必要的條件，就像人們只感到彼此對立那樣。
比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必須扮演「永遠的反對黨」對執政掌權者永遠保持懷疑與監督，新聞記者的天職是永遠扮烏鴉，天天對執政者疾言厲色，沒一句好話。執政者做得對，老百姓自然有掌聲，新聞記者必須對執政者永遠不信任，以此來抵銷老百姓在執政者被判他們時所造成的傷害。當新聞記者還躑躅於只有失望，沒有被背叛，就會自我背叛新聞倫理的價值，心安理得地接受1450的「業配」津貼。
哲學家有時也會問，信任他人是否合理。出現此問題有兩個原因。首先，似乎「信任」和「理性反思」（例如，關於一個人是否應該信任）彼此之間處於緊張狀態。由於信任與生俱來就涉及風險，因此任何通過理性思考消除風險的嘗試都可以通過將一個人的立場轉變為單純的依賴來消除其信任。
其次，信任往往會使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選擇性地判斷：它使我們無法接受可能與我們對受託人的樂觀相矛盾的證據。例如，如果我相信蔡英文的博士是真的，我將抵制任何相反證據的真實性，童文薰及彭文正兩年來都是胡說八道。
以自由解放之名的革命，常更加威權
人們崇拜領袖，努力從領袖那裡獲得認同，就像一個男孩會在一段時間裡努力從父親那裡獲得認同一樣。這樣的群體中，個性幾乎會完全消失。這意味著「個人放棄他的自我理想，用以體現在領袖身上的群體理想代替它」。
而現代群體的心理又有非常原始的、本能和無意識的一面，集體的造反，實際都是對「原父」之叛的重複。按照《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作者約翰．麥克里蘭（John S. McClelland）對其思想的解讀，佛洛伊德對造反或革命的結果的看法是相當悲觀甚至很保守的，他認為以自由解放之名而進行的革命，產生的政權每每比原先的政權更加威權主義。所以，凡是珍愛自由的人，面臨守著原有的領導者，而不要尋求新的領導者的兩難抉擇。
如今之際，在蔡英文還沒有竊取網路時，或許人人都應該做為監督政府的公民記者，永遠懷疑政府，才能在政府必然背叛百姓之先，掀開背叛者的真面目，使群眾的傷害減到至輕。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