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在中東還有中亞的穆斯林，就是被日本與中國民族主義者選中，打這場反西方戰爭的最好代理人。
最早提出這個構想的人，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大師大川周明，他在日本戰敗後寫出了《回教概論》，指出大東亞復興的希望來自於伊斯蘭世界。讓西方強權陷入伊斯蘭世界的戰爭泥沼越久，東亞國家就能爭取到越多「韜光養晦」的時間，累積改變西方秩序的實力。
後來成為赤軍領袖的重信房子，其父親重信末夫是100%的日本右派，一生的目標是重建日本主導下的東方秩序。可是反共的重信末夫，在「大東亞戰爭」失敗後，也知道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在日本帝國的主導下實現，於是重信末夫放下了對意識形態的堅持，選了與毛澤東一樣的「拿來主義」，主動讓女兒成為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
重信末夫曾親口告訴重房信子要「跳出民族主義的圈子，成為國際主義者」。顯見為了反西方，這一個愛日本的日本家族做了多麼大的思想改變。要在中東扶持穆斯林代理人與西方國家做鬥爭，總還是需要一些思想武裝的。於是來自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又成為了赤軍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傳遞暴力革命教條的精神寶典，讓原本沒有那麼暴力的中東恐怖份子變得越來越偏激。
事實上，在赤軍透過「毛澤東思想」影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前，中東恐怖份子對殺害非武裝平民的手段沒有那麼熱衷。許多劫機案，通常都會在把機組人員或者乘客請下飛機後，把空無一人的飛機炸毀來宣洩自己對國際資本家的不滿情緒，盡量避免直接殺害無辜。
赤軍與「毛澤東思想」的到來，改變了恐怖組織原本「不濫殺無辜」的原則，為蓋達組織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跳出文明衝突論的陷阱
除了赤軍身先士卒的宣揚理念，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也打著「輸出革命」的旗號向中東恐怖組織輸出56式步槍與《毛語錄》。國際恐怖組織的壯大，尤其是穆斯林恐怖組織的壯大，除了有西方國家本身的錯誤外，其實也是中共與把自己打扮成左翼的日本右翼分進合擊造成的結果。顯見日本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目前並不在乎由誰當未來東方秩序的老大，只希望美國被繼續牽制在反恐戰場上。
美國雖然在過去20年的反恐戰爭中被削弱不少，但在可見的未來裡中共或者日本還不足以取代美國，因此現階段討論誰來主導亞洲還是太早的事情。從日本與中共都從反恐戰爭中取得利益這點來看，似乎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有成真的可能。不過仔細閱讀他的作品，還是會發現他犯了許多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