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1984年生於達拉斯，在台灣完成小學教育後回到洛杉磯讀書，高中時遭遇九一一事件，是不折不扣的美國反恐戰爭世代（War on Terror-generation）。
在目睹雙子星大樓遭到蓋達組織（Al-Qaeda，又譯基地組織）脅持客機衝撞後，也曾經基於義憤有從軍報國的衝動。雖然受到體格上的限制，最終沒能前往反恐戰爭的第一線，倒是因此走上了學習軍事歷史與國際戰略的道路，可見九一一事件對我還是有很多影響的。
當然筆者生於深藍家庭，當時家裡的長輩們已經因為1999年美軍B-2轟炸機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還有九一一事件5個月前發生於南海上空的撞機事件，對美國是有所怨言的。他們看待九一一事件的觀點，雖然稱不上是幸災樂禍，但也絕對認為是美國先招惹了穆斯林族群，才引來了蓋達組織以激進手段實施反擊。
後來閱讀華語新聞，才知道有一群大陸觀光客在九一一事件爆發時於紐約的機場大廳鼓掌叫好，結果當場遭到拘押。筆者無法證明上述新聞是否為真，但卻知道幸災樂禍是當時大陸老百姓的普遍心態，畢竟如果沒有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對美國發起這場「聖戰」，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極有可能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中共。站在中共的立場，賓拉登的這場攻勢給中共爭取到了足足20年的「戰略發展機遇期」。
可事實上，給恐怖份子拍手稱快的並不是只有大陸人與台灣的統派深藍族群。很多的深綠人士同樣以「死好」的態度看待遭蓋達組織殺死的美國平民。這點在2018年上映的國產電影《幸福路上》，已經被充分的展現出來。女主角小琪的表哥是長期支持黨外運動的台獨份子，看到九一一攻擊時的第一反應居然是：「華爾街那些金融家，多行不義必自斃。」
就連筆者認識的朋友當中，一位外省籍深綠支持者，也親口表示自己聽到美國遭恐攻時，當下的第一反應同樣是鼓掌稱快，拍手叫好。顯見這種心態是不分海峽兩岸，不分藍綠統獨，存在於許多華人身上的。就連當時無知的筆者，雖然不同意恐怖份子軍民不分的殺戮行為，卻也部分贊同自家長輩的觀點，認為美國對待穆斯林族群一定有不公平的地方。
蓋達對美國是打自衛戰爭嗎？
可是隨著越來越多知識的積累，筆者雖然無意否認美國對待穆斯林國家確實有不公平之處，美國國內的穆斯林族群在九一一事件後也確實遭到小布希政府的不公平待遇，但是這些矛盾並不能合理化蓋達組織的暴行。因為一來蓋達組織並非主權國家，二來蓋達組織對美國的恐怖攻擊並不是來自於對抗美國「侵略」的「正當防衛」，而根本上就是「主動出擊」。
因為美國根本上沒有侵略穆斯林國家，1991年的波灣戰爭中，雖然美軍駐軍了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其目的是要驅逐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甚至北約在1995年對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發動空襲，目的都是為了要阻止塞爾維亞人對穆斯林族群的屠殺。賓拉登痛恨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駐軍，但那也是獲得了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同意的行為，到底何來侵略之有？
結果在九一一事件爆發以前，包括1993年的世貿中心爆炸案（沒錯，世貿中心被攻擊了兩次）在內，蓋達組織就對美國發動了不下3次的恐怖攻擊。
賓拉登知道自己的行為一定會引來美國的報復，美國必將因此大舉入侵穆斯林世界來對付他，卻仍樂在其中，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絕對不是希望美國不要「侵略」穆斯林世界。
恰恰相反，賓拉登可希望美國對全球穆斯林國家發動侵略，而且侵略越多國家越好。因為他唯有如此，才能說服想過尋常百姓日子的穆斯林參與蓋達組織發起的聖戰（Jihad），徹底清除全世界的異教徒（Infidel）。唯一迫使美國入侵穆斯林世界的方法，就是針對美國不斷發起恐怖攻擊，所以就算沒有九一一事件，也會有九一八事件或者任何其他數字組成的恐怖攻擊上演。
對賓拉登而言，美國確實是聖戰的頭號敵人，但是以非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海峽兩岸，包括始終推廣無神論思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通都在蓋達組織的打擊範圍之內。所以任何華人去同情或者聲援蓋達組織，在筆者眼中都是極其愚蠢的，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蓋達組織還有由其衍生出來的伊斯蘭國，什麼時候會把目標對準台北101。
主要還是反西方情結作祟
蓋達組織與伊斯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喜歡中國，包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中國人又多喜歡穆斯林？西方媒體對新疆集中營的報導，或許有誇大與不實之處，可是當今大陸人的反穆斯林情緒卻相當強烈，而且與九一一事件剛結束後的美國相比，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更何況以新疆獨立為目標的東突激進組織，也確實對漢人發動過類似九一一事件的無差別攻擊。
許多筆者認識的深藍長輩，在對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幸災樂禍完了一頓後，也開始表達了自己對穆斯林族群的各種歧視與不屑。如果是身處穆斯林國家，並且飽受穆斯林政府歧視，或者自認遭到歧視的華人，比如印尼與馬來西亞的華人，他們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更是遍布在網路論壇上。很多時候，就連筆者都忍不住勸他們少說兩句。
獨派人士多是信奉閩南傳統宗教，更是與穆斯林八竿子打不到一起，所以除了由白崇禧將軍與馬鴻逵將軍帶來台灣的回族之外，多數的大中華主義者或者台灣民族主義者與穆斯林其實並不對盤。
藍綠雙方的民族主義，都是建立在「漢本位思想」之上，所以無論是外省人還是閩南人，統派或者獨派告訴我他們有多同情被「美帝」壓迫的穆斯林，我基本上是一概不相信的。
尤其絕大多數的華人跟台灣人，連穆斯林下有分遜尼派與什葉派，信奉穆斯林的國家不全都是阿拉伯國家的基本事實都不知道。就跟一些歐美人士，看到黃皮膚黑頭髮的東方人就通通一律喊成中國人一般無知，筆者實在不認為這些深藍或者深綠，有什麼資格談論「美帝」如何壓迫穆斯林。抗戰還有冷戰時代，美國也曾經在中華民國駐軍，請問是壓迫了哪個中國人或者台灣人？
筆者認為，不分兩岸與統獨兩派的中國人或者台灣人，之所以給蓋達組織叫好並非來自於他們多同情穆斯林。他們對穆斯林本身就缺乏瞭解，甚至還會跟許多白人至上主義者一樣，看到包著頭巾的穆斯林就下意識認為是恐怖份子，能談上多少同情？給恐怖份子鼓掌叫好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賓拉登替他們「狠狠教訓了西方」，出了一口惡氣。
日本右翼同樣鼓掌歡慶
為什麼筆者敢下這樣的結論？因為九一一事件爆發後不久，筆者就在逛台中SOGO百貨紀伊國屋書店時，看到獨派仰慕的日本右翼漫畫家，《台灣論》作者小林善紀的另外一套作品《戰爭論》系列。
在其中一本《戰爭論》中，小林善紀歌頌了駕駛飛機衝撞雙子星大樓的恐怖份子，並把他們與太平洋戰爭末期駕駛零式戰鬥機撞向美軍航空母艦的神風特攻隊相提並論。
對小林善紀這些右翼份子而言，神風特攻隊是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只為保障日本命脈的「民族英雄」，類似的描述在百田尚樹的作品《永遠的零》中也可以看到。顯見在小林善紀眼中，這些劫持民航機的蓋達組織成員不能被簡單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而是代表全球穆斯林起身抵抗西方壓迫的「民族英雄」，他們的精神與神風特攻隊飛行員是一致的。
筆者沒有足夠的篇幅，去討論日本右翼如何看待穆斯林，或者劫持民航機撞擊民用建築物與駕駛戰鬥機撞擊軍艦有何差異。至少就筆者而言，我絕對不會把抗戰初期駕機衝撞日本海軍第3艦隊旗艦出雲號的空軍英雄沈崇誨，拿來與蓋達組織相提並論。但是在小林善紀等日本右派眼中，顯然蓋達組織就是神風特攻隊的化身。
為什麼日本右翼，也會與大陸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台灣的深藍與深綠一樣為蓋達組織點讚呢？或許我們會從中日戰爭還有戰後統獨鬥爭的視角出發，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是相互對立的，台灣的統獨兩派也同樣勢不兩立。可是如果我們把時空拉回到19世紀鴉片戰爭以前，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是東亞儒家文化圈大家庭的一份子。
但是鴉片戰爭的爆發，還有黑船的來襲顛覆了過往以中央王朝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導致中國與日本一度都有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風險。最終日本與中國的知識份子，都認知到救亡圖存的方法是快速讓國家走上西化的道路，因為西化就意味著現代化。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發展來看，日本與中國的步伐可能有快有慢，但是都無一例外地加入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日「中」先後挑戰西方失敗
只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日本與中國的知識份子針對國家該如何現代化出現目標上的分歧。有些主張讓國家更徹底的融入西方秩序，並透過自身努力改變歐美列強的心態，以更平等的態度對待東亞新興國家。但也有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即大亞洲主義者認為西化只是一種手段，日本與中國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恢復19世紀以前沒有西洋人干擾的東方秩序。
但是在日本強，中國弱的情況下，唯一有能力在20世紀領導東方民族抵抗西方列強的東亞本土強權只有日本。而中國人又當了上千年的列強，對於是否應該由過去向自己朝貢的日本領導來打這場「大東亞戰爭」意見分歧，於是最終演變成了30年代到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戰力比較弱的中華民國，在美國扶持下戰勝了日本，才終結了亞洲國家該由中國還是日本領導的爭論。
如果要以穆斯林世界來比喻，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屬於願意與美國合作的「溫和世俗派」，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人就願意永遠接受西方的國際體系。畢竟就連早年追隨孫中山起來革命的眾多國民黨元老，也都是希望能重建「漢唐盛世」的漢民族本位「基本教義派」。此刻唯一能與蔣中正「妥協路線」相抗衡的，是蘇聯輸入的共產主義，於是就又有了毛澤東在1949年的勝利。
可共產主義對同樣追求恢復東方秩序的毛澤東而言，同樣也只是奪權用的「拿來主義」，蘇聯看在他眼中同樣是來自西方的入侵者，與美國沒有什麼兩樣。於是到了60年代，伴隨著史達林的去世還有中共取得核子武器，毛澤東也與蘇聯分道揚鑣。有將近10年的時間，中共是同時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的。
這是為什麼日本右翼理論大師林房雄，會稱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日本帝國悲壯的繼承者的原因，因為此刻只有北京能代表東方民族持續抵抗美蘇在東亞的「文化侵略」。不過毛澤東空有雄才大略，卻沒有什麼治國能力，還大搞政治運動肅清異己。到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陷入全面崩盤狀態，鄧小平只能承認中共挑戰西方失敗的現實，回歸蔣中正的溫和路線。
讓穆斯林與西方殺得兩敗俱傷
日本與中共挑戰西方的「壯舉」相繼失敗，卻不代表日本與中國的「基本教義派」放棄了對西方秩序的挑戰，只是他們從昭和天皇與毛澤東的失敗中學到教訓，知道「韜光養晦」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儒家文化圈發展到足統制天下的經濟或者軍事實力以前，絕對不能「強出頭」的去與西方國家做對抗，而且最好能從遠離東亞的國家中尋求一個代理人去給西方國家製造麻煩。
遠在中東還有中亞的穆斯林，就是被日本與中國民族主義者選中，打這場反西方戰爭的最好代理人。
最早提出這個構想的人，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大師大川周明，他在日本戰敗後寫出了《回教概論》，指出大東亞復興的希望來自於伊斯蘭世界。讓西方強權陷入伊斯蘭世界的戰爭泥沼越久，東亞國家就能爭取到越多「韜光養晦」的時間，累積改變西方秩序的實力。
後來成為赤軍領袖的重信房子，其父親重信末夫是100%的日本右派，一生的目標是重建日本主導下的東方秩序。可是反共的重信末夫，在「大東亞戰爭」失敗後，也知道這個目標是不可能在日本帝國的主導下實現，於是重信末夫放下了對意識形態的堅持，選了與毛澤東一樣的「拿來主義」，主動讓女兒成為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
重信末夫曾親口告訴重房信子要「跳出民族主義的圈子，成為國際主義者」。顯見為了反西方，這一個愛日本的日本家族做了多麼大的思想改變。要在中東扶持穆斯林代理人與西方國家做鬥爭，總還是需要一些思想武裝的。於是來自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又成為了赤軍向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傳遞暴力革命教條的精神寶典，讓原本沒有那麼暴力的中東恐怖份子變得越來越偏激。
事實上，在赤軍透過「毛澤東思想」影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前，中東恐怖份子對殺害非武裝平民的手段沒有那麼熱衷。許多劫機案，通常都會在把機組人員或者乘客請下飛機後，把空無一人的飛機炸毀來宣洩自己對國際資本家的不滿情緒，盡量避免直接殺害無辜。
赤軍與「毛澤東思想」的到來，改變了恐怖組織原本「不濫殺無辜」的原則，為蓋達組織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跳出文明衝突論的陷阱
除了赤軍身先士卒的宣揚理念，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也打著「輸出革命」的旗號向中東恐怖組織輸出56式步槍與《毛語錄》。國際恐怖組織的壯大，尤其是穆斯林恐怖組織的壯大，除了有西方國家本身的錯誤外，其實也是中共與把自己打扮成左翼的日本右翼分進合擊造成的結果。顯見日本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目前並不在乎由誰當未來東方秩序的老大，只希望美國被繼續牽制在反恐戰場上。
美國雖然在過去20年的反恐戰爭中被削弱不少，但在可見的未來裡中共或者日本還不足以取代美國，因此現階段討論誰來主導亞洲還是太早的事情。從日本與中共都從反恐戰爭中取得利益這點來看，似乎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有成真的可能。不過仔細閱讀他的作品，還是會發現他犯了許多錯誤。
一是日本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不應該被列為單獨的文明代表。二是為什麼以俄羅斯體系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圈，要與西歐和北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圈分割出來成為東正教文明圈？可問題是同樣信奉東正教的波蘭，一點都不喜歡俄羅斯啊，而且還是北約會員國中的反俄急先鋒。光從這點來看，就知道《文明衝突論》早已不攻自破。
至於杭亭頓所謂穆斯林與儒家文化圈將結盟反西方的論點，筆者更是感覺一點都不現實。事實上日本右翼、中共與穆斯林極端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雙方並不是真的手牽手，心連心的盟友。儒家文化圈與穆斯林文化圈的極端主義者，都認為自己的文明才是最優秀的文明，等到西方國家被擊敗後，下一個就是把對方給消滅掉。
站在這個角度上，人類直到滅絕以前都不會停止彼此之間的殺戮與戰爭，筆者也終於能理解為什麼許多深藍長輩，會在談話中希望中東能出現更多的賓拉登去幫中國消耗美國。可他們在乎的只是「消耗美國」，卻不知道更多的賓拉登會給穆斯林世界帶來更多的戰爭，最後帶來的只會是穆斯林與基督文明圈的兩敗俱傷。
東方民族該自我提升
所以唯一能帶來和平的方法，就是大家都不要掉到《文明衝突論》的陷阱裡面，應該以將心比心的態度對待不同的文明。因為就算基督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真的戰鬥到兩敗俱傷，也不代表儒家文明就一定能漁翁得利。
這個世界本來就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不是敵人都戰敗以後，活下來的人就通通都是盟友，更何況兩敗俱傷的敵人也還會有殘黨活下來，他們的仇恨都將集中在漁翁得利者身上。
就如同過去西方國家戰勝穆斯林與儒家文明後，同時吸引來自後兩者的仇恨一樣，今天的東方人只是在重蹈過去西方文明的覆轍而已。哪怕西方與穆斯林文明，乃至於其他非儒家文明圈的國家都被消滅殆盡，中國與日本最終也要為爭奪誰是東方文明霸主彼此交鋒（還沒有把韓國算進去）。所以東方民族的子孫確實應該換個思想，不要再以幸災樂禍的心態看待其他文明的悲劇。
平心而論，西方列強雖然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給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帶來許多傷害，尤其是尊嚴上的傷害，但是後來西方文明也對這些錯誤做了不少的自我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力弱小的中華民國在美國總統羅斯福（FDR）支持下一躍成為四強國家，多少還是代表基督文明對過往殖民亞太的歷史有所反省。
進入冷戰以後，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幾乎所有儒家文化圈裡的東方國家都享受到了美國帶來的經濟發展紅利。海峽兩岸更在美國支持下，於1990年代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各自為世界的全球化付出了屬於自身的貢獻。如今中國人也好，日本人也罷，日子普遍都過得比鴉片戰爭、黑船事件乃至於二戰勝利以前還要好，又有什麼必要去一昧仇視西方？
筆者也不是不知道，現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存有許多不公，檢討永遠都是不夠的。但是中國人與日本人，乃至於其他東方國家的群眾，亦應該跳出被害者心態，透過在當前這個相對公平的體制內努力競爭，讓歐美人對自己刮目相看。搞恐怖主義或者慫恿他人去搞恐怖主義，不只解決不了問題，還會製造更大的悲劇。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