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鴉片戰爭的爆發，還有黑船的來襲顛覆了過往以中央王朝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導致中國與日本一度都有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風險。最終日本與中國的知識份子，都認知到救亡圖存的方法是快速讓國家走上西化的道路，因為西化就意味著現代化。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發展來看，日本與中國的步伐可能有快有慢，但是都無一例外地加入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日「中」先後挑戰西方失敗
只是在進入20世紀以後，日本與中國的知識份子針對國家該如何現代化出現目標上的分歧。有些主張讓國家更徹底的融入西方秩序，並透過自身努力改變歐美列強的心態，以更平等的態度對待東亞新興國家。但也有所謂的「基本教義派」，即大亞洲主義者認為西化只是一種手段，日本與中國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恢復19世紀以前沒有西洋人干擾的東方秩序。
但是在日本強，中國弱的情況下，唯一有能力在20世紀領導東方民族抵抗西方列強的東亞本土強權只有日本。而中國人又當了上千年的列強，對於是否應該由過去向自己朝貢的日本領導來打這場「大東亞戰爭」意見分歧，於是最終演變成了30年代到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戰力比較弱的中華民國，在美國扶持下戰勝了日本，才終結了亞洲國家該由中國還是日本領導的爭論。
如果要以穆斯林世界來比喻，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屬於願意與美國合作的「溫和世俗派」，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人就願意永遠接受西方的國際體系。畢竟就連早年追隨孫中山起來革命的眾多國民黨元老，也都是希望能重建「漢唐盛世」的漢民族本位「基本教義派」。此刻唯一能與蔣中正「妥協路線」相抗衡的，是蘇聯輸入的共產主義，於是就又有了毛澤東在1949年的勝利。
可共產主義對同樣追求恢復東方秩序的毛澤東而言，同樣也只是奪權用的「拿來主義」，蘇聯看在他眼中同樣是來自西方的入侵者，與美國沒有什麼兩樣。於是到了60年代，伴隨著史達林的去世還有中共取得核子武器，毛澤東也與蘇聯分道揚鑣。有將近10年的時間，中共是同時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的。
這是為什麼日本右翼理論大師林房雄，會稱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日本帝國悲壯的繼承者的原因，因為此刻只有北京能代表東方民族持續抵抗美蘇在東亞的「文化侵略」。不過毛澤東空有雄才大略，卻沒有什麼治國能力，還大搞政治運動肅清異己。到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制度陷入全面崩盤狀態，鄧小平只能承認中共挑戰西方失敗的現實，回歸蔣中正的溫和路線。
讓穆斯林與西方殺得兩敗俱傷
日本與中共挑戰西方的「壯舉」相繼失敗，卻不代表日本與中國的「基本教義派」放棄了對西方秩序的挑戰，只是他們從昭和天皇與毛澤東的失敗中學到教訓，知道「韜光養晦」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儒家文化圈發展到足統制天下的經濟或者軍事實力以前，絕對不能「強出頭」的去與西方國家做對抗，而且最好能從遠離東亞的國家中尋求一個代理人去給西方國家製造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