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形態
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從一開始就是由英國扶持的反納粹抵抗運動，起初並不受到美國承認。甚至在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對納粹扶植的維琪法國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外交承認。羅斯福對戴高樂的偏見，並不輸給邱吉爾與史達林對蔣中正的偏見，還一度造成戴高樂向史達林靠攏，讓邱吉爾感到非常緊張。
因為如果戰後法國靠向蘇聯，那麼以美英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將在歐洲大陸上毫無立足之地。所以法國雖然在擊敗軸心國的貢獻上比中華民國還小，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根本就是納粹的幫兇，但邱吉爾仍從抵禦蘇聯在歐洲大陸擴張的角度出發支持法國成為戰後第五強。中華民國能成為聯合國安理會裡面的第四強，完全是以羅斯福承認法國為第五強所交換而來。
邱吉爾固然是反共鬥士，但是從他與史達林多次聯手抵制中華民國的行為來看，他願意為了鞏固大英帝國的利益，放下自己與共產國家的意識形態矛盾。
比如在南斯拉夫戰場上，邱吉爾就搶先一步與狄托（Josip Tito）的共產黨游擊隊合作，把保王派的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一腳踢開，只因為前者比後者看起來更積極打擊納粹。
在馬來半島上，英國之所以大力支持馬共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害怕中華民國的影響力如果過於壯大，會對星馬地區的華人產生吸引。即使英國方面早已預料馬共將在日本投降後成為英國的敵人，而且馬共也確實在戰後成為了英國的敵人，但是其對大英帝國的威脅還是沒有背後有美國支持的中華民國龐大。
為了保障香港在日本投降後，仍能持續留在英國手中，駐華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同樣與中共的東江縱隊建立合作關係。最後也是在東江縱隊的幫助下，英軍能搶先張發奎將軍的第2方面軍一步進入港九地區「維持秩序」。無論是邱吉爾還是他的繼任者艾德禮（Clement Attlee），都願意放下身段與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合作，只要能維護大英帝國的威望。
尋求對抗美蘇的潛在盟友
如果說1945年到1949年間，英國為了維護在華經貿利益還願意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那麼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時，本身就是左派工黨出身的英國首相艾德禮，更是沒有理由不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對中華民國的鄙視，更是伴隨著英國皇家海軍提供給中華民國海軍的重巡洋艦重慶號叛變投共而一發不可收拾。
英國的外交向來以現實主義著稱，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最積極出兵俄國，干預共產主義革命的協約國，可是當反共白軍被徹底擊敗，確認俄羅斯成為共產主義國家已成定局後，倫敦還是在1924年承認了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