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英國雖然在歐洲配合美國抵抗蘇聯，卻仍試圖維持本身在中東和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英國為了抵制美國所採取的重大外交政策。中華民國海軍實施「閉關政策」，攔截與中國大陸貿易的英國船隻，其實也是美英「代理人戰爭」的一個環節。只是英國對中共與蘇聯分裂，進而走上市場經濟路線的判斷雖然正確，卻還是判斷的過早。
中共對蘇聯的一面倒政策，切斷了一切西方強權試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努力，最終北京以英國沒有放棄在淡水的領事館為由，只與英國建立代辦關係而非全面的大使級關係。韓戰爆發後，英國派兵參加了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本來以為只是以北韓交手，可沒想到後來中共打著「抗美援朝」名義參戰，迫使英軍不得不在戰場上與共軍大打出手。
主張台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1年9月舉行的對日和會，就是在美英與蘇聯翻臉，且中共正式介入韓戰的國際大背景下進行的。
在抵制蘇聯方面，美英有著極高的默契。蘇聯本來就是等到日本投降前6天，才撕毀《日蘇中立條約》投入對日作戰的，本來就不享有對日議和的話語權。中國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畢竟中華民國早於英美參加對日作戰，而且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一直都是美英的忠實盟友。
在韓戰爆發的情況下，中共已經成為美國不折不扣的敵人，因此美國對日議和代表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主張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出席和會，本來就是順利成章之事。由於舊金山和會是一個有52國參與的多邊對日和會，無論是台北的中華民國還是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積極爭取與會，因為誰能代表中國出席此一和會，就能得到更多的國際承認。
根據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回憶，英國絲毫不受子弟兵正在朝鮮半島上與共軍對戰的影響，於1951年4月11日通知美國國務院，表達了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與會的立場。英國在致國務院的備忘錄中，甚至還提出台灣應該「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倡議，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取代了中華民國在《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中取得的法律地位。
顯見舊金山和會背後所代表的，不只是誰領導中國參加對日作戰，或者誰有資格在國際社會上代表中國，同時也與中華民國政府有沒有資格繼續保留對台灣和澎湖的治權有密切關係。光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就知道抗日戰爭與台灣的主權歸屬有密切關係，所以顧維鈞等外交官所奉派的指示，是要盡一切努力爭取中華民國參與舊金山和會。
由於習近平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2017年開始提倡「14年抗戰」的史觀來與傳統的「八年抗戰」史觀做區隔，所以我們會認為以90年前的「九一八事件」為起點的「14年抗戰」史觀為中共的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