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毛」梁國雄是以往香港街頭運動的主角，但在這次佔中運動被邊緣化。他提議成立聯合陣線，但被拒絕；他反對野貓式的零星佔領，因為易攻難守。
必須承認，眼前的梁國雄，與那個將街頭抗爭與議會抗爭進行到底的鏡頭前的梁國雄判若兩人。他說話緩慢而溫和，極少有反問句，沒有丁點的攻擊性。他的話裏，基本沒有斬釘截鐵的口號與宣言。他談論這場佔領運動，偶爾穿插歷史。
採訪一開始，他就援引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英國保守黨「人頭稅」立法：「英國人比我們反應還要強烈幾十倍，說都不說，一個週末幾乎在所有英國的大城市暴動。結果不是人民給被鎮壓了，而是保守黨內訌。」他以此比照現在香港的政治危機，「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要是有這麼大規模的佔領運動，通常來講，政府一定要有反應」。
但是類似的情況尚未在佔領中環運動出現，政府的策略是按兵不動，等待示威者的內耗。梁國雄認為原因是政府不對人民負責，「立法會還有至少四成議員是功能團體選舉的，他們是沒有壓力的，梁振英也沒有壓力的。這個真是政治的悲哀」。
佔領已有二十多天。這天是週六，他原計劃是要去和朋友踢球。但他最終還是坐在立法會的辦公室裏，哪兒也沒有去。「今天我心情也不太好。」梁國雄對亞洲週刊說。「一個自發激進運動，跟一個和平抗爭運動，本來是沒有矛盾的。但現在出現了矛盾。」他沒有給出詳細的解決答案。
旺角已經出現了混亂，街區像戰場一樣被不斷收復與奪回，示威者與警方衝撞，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本土派在旺角佔了多數——他們不接受金鐘大本營的領導。而本已恢復暢通的金鐘龍和道，已經發生了幾次夜戰。很多中學生模樣的孩子們加入堵路，他們蒙上統一的口罩，彷彿做遊戲。但沒有泛民派的領袖站出來，公開指責這些行為。廣場上的公開發言者，講得最多的內容是譴責警方的暴力，貶損對手似乎成為了一種戰術，他們有時甚至完全顛倒黑白。
相比其他議員，他的辦公室略顯逼仄，而且位於樓道拐角的深處——他說他毫不介意別人先選完辦公室他再選。他不拘小節的個人風格也在這個空間裏體現得淋漓盡致，到處堆滿了書和雜物。他是個社會主義的托派，敬仰切格瓦拉，與切格瓦拉有關的東西幾乎存在於辦公室每一吋空間裏，他穿著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黑T恤，背後的書架上擺著切格瓦拉的玩偶，多處地方有切格瓦拉的照片，連他最新買的五本書，都有至少一本和切格瓦拉有關——《玻利維亞日記》。
他五十八歲，今年步入議員生涯的第十年。他說自己是個「永遠的大中華派」，認為中國的民主和香港息息相關。他被人們稱為「長毛」。一頭披肩的灰白長髮是他的標誌，他揚言六四不平反，中共不倒台，就不會剪掉長髮。但這個標誌在六月還是被剪斷了，因為兩年前的一場衝擊事件，他被判入獄四週。按懲教規則，「男囚犯必須剪短髮」。
入獄讓他錯過了香港學聯在七一發動的佔中預演。如果他在現場，最終的被捕者會變成五百一十二人。但他沒有錯過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發動對公民廣場的突襲，儘管從計劃提出到實施只有一兩個小時，他還是得到了資訊並加入其中。這個事件成為了如今佔中運動的導火索。
一直以來，梁國雄都游移在以佔中三子為核心的溫和泛民派之外，並沒有積極參與相關商討。早在七月他獲釋之初，他對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說，「運動一發動，你就應該宣布佔中運動已經完結了，公民不服從運動開啟了」。他認為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發動更多的人出來，他預想佔中可能很快被清場，第二波、第三波的發動權應該交給群眾。
後來發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當佔中變成一個去中心化的群眾運動，並擴散至三個佔領區後，梁國雄再次建議戴耀廷，趕快宣布佔中運動結束，去搭建一個議事與決策的聯合陣線，僅給群眾提供食物和水是不夠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人來人往，至少有一個通信方式，比如你住北角的，就你們自己去搞」。他覺得還應該建立「宣傳部」，針對對手發表的言論進行反駁。但戴耀廷還是沒有同意，認為不是合適的時機。
佔領者的分歧日趨嚴重
事實上，這個想法絕不容易實現。佔領者之間分歧日趨明顯，有人主張不需要任何領導、代表，就沒有背叛與撤退的鼓吹，讓政府自行提出最好的條件。而任何政治力量浮現，很容易背負騎劫群眾運動的指責。不同的團體之間，也對底線和目標存在著不同看法。維持現狀，可能是佔中三子的最不糟糕的現實選擇。
激進與溫和，從來是泛民內部的路線之爭。在梁國雄看來，「激進」絕非貶義，他理解為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在過往，他有過很多帶有冒犯的激進之舉。
然而，在這場運動中，以往香港街頭運動的主角梁國雄，卻處於被邊緣化的尷尬局面。他讓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也僅限於九月二十七日的下跪。當戴耀廷宣布佔中提前啟動，許多人因理念不認同而選擇離開，梁國雄請求他們留下支持。「我知道，我的謙卑會成就我們的事業，所以，我要下跪。」他對人群喊道，然後跪了下來，不止一次，在龍和道、立法會大樓外、中信大廈前，他總計跪了五次。
但在那之後，他的影響力似乎就消退了，或許，他沒有刻意再發揮自身角色的功能。他只去過一次旺角佔領區，沒有演講，他覺得沒有明確的態度不如不說，在金鐘的晚間大集會上，至今也只發言兩次。他大部分時間把守在特首辦前的龍和道——那裏是學聯控制之外的地方，但後來也妥協地撤退了。
他反對野貓式零星佔領，理由是易攻難守，“不主張去衝，只有守得住才叫佔領”，而且不利爭取大眾支持。這或許僅僅是純粹的佔領戰術上的考慮，但在那些比他更激進的人群中間，他變得不再顯眼。
沒有更激進，只有更激進，成了廣場權力來源的潛規則。在政治僵局之下，領袖資格來自於所佔領的空間，以及能否創造新的議題。
一個叫阿Dee的青年人成為新進的廣場代表，他與佔中三子等一起站出來，面對傳媒。以他為核心的某個獨立學生團體把守金鐘道，那條路是類似額外開闢的佔領區，與主幹道一街之隔。關於那條道路的開放與否，阿Dee的意見至關重要。
梁國雄拒絕過多地評論學生的表現，「還是少說一點為妙，人家在鬥爭，你還在說三道四」。他透露出對聯合陣線未能形成的失望，但又讚美廣場的自發狀態。
他知道，這場佔領是難以長期進行下去的，「我們碰到的是一個完全沒有彈性、也不需要彈性的當權者」。他不看好學生與政府的對話。
「我常常說，現在很多爸爸媽媽都反對他們的子女站出來。你想想，現在那些年輕人，在二十年以後，他還會反對他的兒女嗎？他不會反對，他會跟他的兒女一塊站出來。」梁國雄說：「結果就是留下一個種子，你不能把它忘掉。」
在採訪的最後，就像採訪的開頭一樣，他簡短插入了另一段歷史。「香港已經完全改變了。就好像俄國革命以後一樣，完全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