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傳統派史家認為大分流的根源歷史悠久，而且根深蒂固，但伊懋可認為我們不需要追溯到亞里斯多德或者阿基米德，不過那根源的確是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確立了。科學對於歐洲的經濟大分流現象有何影響？我打算把這問題留給別人去討論，但科學對於軍事大分流的影響似乎是很明確的。以牛頓物理學與波以耳定律為代表的十七世紀科學模式為班傑明．羅賓斯、李昂哈德．歐拉等十八世紀科學家的發現奠立基礎，他們的發現促成了卡倫砲與榴彈砲的發展，而這兩種大砲則是在鴉片戰爭期間發揮了強大的殺傷力。那些發現也讓英軍砲手們可以用一些算式來估計彈道，而且他們的算式納入多種因素，像是風阻，還有火藥反應所造成的氣體膨脹現象。他們對於砲彈爆炸時間的估算準確到匪夷所思，也對敵人產生了致命的效果。清軍的砲手們就沒有這些資源可以使用。英軍之所以能占上風，歐洲的科學實驗傳統是原因之一。
當然，我們也可說歐洲科學的輝煌成就本身也是相當偶然的，就像傑克．葛斯通（Jack Goldstone）所主張的：歐洲科學本來也大有可能被宗教與政治威權給消滅，或至少發展會受到阻礙，但運氣站在歐洲人這邊。這論證頗具說服力，不過到了十七世紀末實驗科學已在歐洲站穩腳跟，越來越受到正式體制支持，例如十七世紀中葉以降陸續成立的那些科學學會。葛斯通說，那些能夠讓科學促成工業化發展的條件只存在於英格蘭。這也許沒有錯，但我深信，就像有些學者主張「政治的自主性」，我們也可以說「科學的自主性」。科學會走自己的路，而體制化的科學尤其如此。就軍事創新的案例而言，科學扮演了某種出人意料而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羅賓斯發現空氣阻力對砲彈會產生巨大影響，而此一發現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沒有人能預見這個發展。就連羅賓斯本人也很詫異。
東亞的改革者們深知軍事上的先進發展必須以科學為根基，其中又以數學最重要，因為數學為科學之母。如同督辦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楨於一八七○年的一份奏摺裡寫道：「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本。西洋炮船愈出愈奇，幾於不可思議，實則由厘毫絲忽積算而來，算積一分，巧逾十倍，故後來居上耳。」他與其他清廷官員之所以開設新式學堂，並且安排大批中國學生出國留學，是為了讓他們「循序而漸進，將窺其（西學）精微之奧」。
多虧了這些教育計畫，中國與日本才能成為十九世紀亞洲最厲害的現代化運動推動者。事實上，到了十九世紀末，日本已經變得比中國更為成功，只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因為它比中國更為好運，德川幕府這個舊政權剛好在適當的時間點垮台了。不過，整個東亞都已經深刻體認到一個道理：國家的影響力與權勢有多大，取決於該國的科學與工程實力，而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之所以比西方國家更快速地增加研發預算，這可說是理由之一。東亞各國不只是與西方競爭，各國之間也會互別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