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分流這個現象的重要性並非在於它的時間點，而是其根源。傳統學派認為大分流的根源深植於過去，而且是因為歐洲出現了許多複雜的發展才會遠遠超越亞洲，例如私有財產制、獨立的城市、布爾喬亞階級的崛起，還有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等等。他們主張，這些有別於亞洲而且根深蒂固的文化與體制，是歐洲能夠獲得獨特發展動能的源頭。他們說的沒錯嗎？也許吧。但如果我們聚焦在軍事史上，似乎可以看出那些動能都是緊接著在戰爭爆發後出現的。就前半段火藥時代而言（從九○○到大約一四五○年），東亞的確是戰亂頻仍，而且戰況激烈，這讓東亞成為軍事創新的中心。從一四五○到一五五○年，中國明朝進入了相對來講較為和平的時期，軍事創新腳步放慢，西歐各國卻因為受到戰爭刺激而出現許多軍事創新。一五五○年以後，東亞又陷入戰亂頻仍的狀態，所以東亞與歐洲又都開始加速創新，而且各國的科技交流非常快速。這種歐亞之間勢均力敵的狀態一直維持到十八世紀中葉。然而，從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之間，東亞各國的戰爭大幅減少，相較於歐洲，中國的軍力大幅減退。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軍力強弱與戰爭發生率的相關性，但也別忘了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會造成影響：國家治理能力、知識網絡、經濟組織、財政體制、通訊與運輸的基礎建設等等，在此毋庸詳述。戰事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現象，但並非每件事都適用。
在撰寫這本書的前後，我的確開始相信某個軍事以外的要素扮演了特別關鍵的角色，促成軍事大分流現象。過去在課堂上教中國史的時候，我曾跟學生說，某些學者主張明清時的中國沒有科學可言，但這是言過其實了：事實上，考證學派注重尋找證據，這就類似西方科學，而且在彷彿汪洋大海般廣博的中國思想寶庫裡，有許多關於自然的著作，只是太多人都過於輕視它們。中國在帝國時代晚期曾經發展出充滿生命力的思想活動，只是向來被低估了──這種說法當然沒錯，但如今我發現自己同意中國史專家伊懋可（Mark Elvin）的說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論及自己在觀念上的改變。他覺得，十七世紀歐洲發生了一件「極其戲劇性的事」：
我絕對不會輕易忘記自己第一次讀到（魯道夫．雅各．）卡梅若（[Rudolf Jakob]Camerer）所寫《論植物的性傾向》（De sexu plantarum epistola，一六九四年出版）時的體悟。這本書的篇幅雖少，但卻是經典之作。它以檢驗某個概念模式為重點，把相關的觀察與實驗結果予以略述和分析，而且作者的誠摯態度令人折服，因為他把自己成功與失敗之處都列舉出來。這本書是現代植物科學的奠基之作，而且我發現我好像被驚嚇到似的，對自己喃喃自語，好像是說：「那件事就是在這個時候像這樣發生的！」……三個世紀後的我們有了後見之明，所以讀到這段話的時候就知道，通往達爾文的大門此時已經開始慢慢敞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