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軍事革命論者向來強調歐洲砲艦與文藝復興堡壘的重要性，這是正確的。近來有些人想要把這種解釋模式貼上「過時」的標籤，我想還是言之過早。軍事革命模型還是能幫助我們找出問題，並確定問題範圍。當然，在比較西方與非西方戰事時，我們本來就必須小心翼翼，而且有些學者還主張，軍事革命模型並不適用於西歐以外的地區，因為這種模式是用一種概括性的觀點去評估某個國家的武力有多強大，所以都是聚焦於某些特定的技術與科技（像是船艦、大砲、火槍、碉堡與演練），但這些東西都只是在西歐有效，其他地方不見得能派上用場。但我們該注意的是，儘管這世界的確很複雜，而且每個地方脈絡都需要不同的解決方式，但最為引人入勝的是，東亞的軍事發展模式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確存在著許多令人驚訝的相似性。中國之所以能夠擊敗歐洲，並不是因為他們採取有別於歐洲的軍事行動，而是因為他們的做法往往跟歐洲一樣，或是做得更好。
如前所述，中國會使用類似於歐洲的火槍陣，而他們的朝鮮（韓國）友軍甚至能更有效率地應用火槍陣；同樣引人入勝的是，這種新的火槍陣演練趨勢帶動了一股軍事出版風潮，十六、七世紀期間，中國有許多兵書印行，在歐洲也有許多軍事手冊問世。從一五五○∼一六四四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到思宗崇禎十七年），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七本兵書在中國問世，而且出版量持續成長，到最後在戰事頻仍的一六二七∼一六四四年（崇禎朝）來到了最高峰：每年有四十二本兵書出版。歐洲史家向來認為歐洲的印刷革命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而且史無前例的。這也許沒有錯，但我們也必須多多注意東亞地區同樣有過一段豐富的出版史。因為雙方都面臨了戰爭的存亡之爭，這種壓力似乎也促使歐洲與東亞在其他方面產生類似的結果：像是把部隊的軍官人數比例提高、重新檢視對於騎兵的依賴性，並且讓火器部隊與傳統武器部隊進行更緊密的融合。
除了這些類似的發展之外，跨國軍事交流也來到了前所未見的高峰。在東亞與歐洲勢均力敵的時代，明朝、清朝與朝鮮的統治者都非常歡迎外國專家。耶穌會會士把歐洲的軍事技藝論述翻譯成中文出版，朝鮮部隊裡有中國人、日本人，也有荷蘭人，明朝將領也聘請日耳曼與丹麥顧問來提供戰術與戰略方面的建議，而且當然還有許多我們在書中描繪過的科技交流。學者黃一農引用了許多紮實的史料來說明，無論是在十七世紀、或是十九世紀的「自強運動」期間，中國都曾大量採納借用西方科技。儘管我們一般都認為十九世紀的「自強運動」是失敗的，但十七世紀版的「自強運動」無疑是成功的，那是中國與歐洲仍然勢均力敵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