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訴訟此等技藝，不同於法律知識，難以透過書面資料或授課方式予以傳授。美國檢察官除了主任級以上職位者，很少會有時間旁聽其他檢察官之審判案件；因此，此類知識通常是轉化成「故事」的形式，在檢察官之間流傳。每個地檢署都會有所謂「戰神」的傳奇案件，這些故事相當程度是經過編排與渲染，很可能與事實不符。即便如此，每一段故事背後仍會伴隨著一些知識與指引，供後來者參考。舉例來說，筆者於剛進檢察官辦公室服務之初，即聽聞某資深檢察官歷年來於陪審案件中，必使用的開場與收尾故事；傳聞即指出，只要用了這段故事，沒有不定罪的陪審團。亦有檢察官分享其於案件結辯時，經常使用的投影片，並告知筆者，此投影片製作之靈感，乃傳授自一位訴訟無敗績之檢察官。嗣後筆者雖取得該投影片，卻不覺有任何「神力」相助。也許，就像那位資深檢察官所說，審判技藝有如藝術創作，實難有一概之標準。
展演者本身
以上所述之三種元素：觀眾、主題、技巧，目前已有許多資料與論述，但筆者發現，即便在美國，展演者這個面向，仍經常被忽略。事實上，審判程序不僅是證據的提示與法律意見的陳述，所有的資訊，其實都是透過作為展演者的檢察官所組織起來的。在審判的過程中，展演者本身終將成為這個敘事環節的一部份。同樣的案件、同樣的訴訟佈局，但透過不同檢察官的敘事，產生的效果也不盡相同。其實，美國檢察官辦公室一直是以一種隱晦（甚至不自覺）的方式在挑選「合適的」承辦檢察官，例如在許多少數族群（例如非裔或拉丁裔）涉案之敏感案件，辦公室就很有可能刻意選任相同族裔之檢察官辦理此案。
即便在一般案件，很多時候亦能體現出因敘事者之特質所造成的差異。舉例來說，在一個酒吧互毆案件中，某大學足球隊球員於廁所出言挑釁另一名同樣壯碩的男子，男子不甘被挑釁，進而出拳攻擊該球員，雙方扭打並被警方逮補，承辦的女檢察官決定起訴該名男子。審判過程中，檢察官不斷強調男子行為並非正當防衛，任何人都不得因他人的挑釁，而出手攻擊對方。辯護律師（極為資深的公設辯護人）則多次暗示陪審員，該名「女檢察官」不了解男性的酒吧文化：在他人如此出言挑釁而未搶先攻擊對方時，結果就是等著挨揍。最後，陪審團無法做出一致的有罪裁決，檢察官辦公室亦放棄重啟該案件。在進行案件檢討時，該名女檢察官對筆者說：「我盡了一切的可能，只可惜我不是一名壯漢，否則我在法庭上會更有說服力。如果這個案件讓我的同事某某（身高一百九十五公分的前大學棒球隊隊員）承辦，陪審團一定會判有罪」，這段話令筆者玩味許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