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高端公司發布新聞稿指出，記者朱凱翔經營的臉書粉專「不演了新聞台」所散布之不實內容，認其故意誹謗高端疫苗之名譽及信用等已涉《刑法》加重毀謗罪、《證券交易法》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操縱價格罪、《刑法》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以及《營業秘密法》之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等罪嫌。為捍衛公司聲譽，公司已正式提出告訴。
然朱凱翔則貼文反擊：「拿了政府補助開發，有無數達官貴人加持，還沒通過審查就獲得訂單，如果一切照劇本演出，最終也要施打在國人身上，為什麼不需要揭露完整資訊？」6月10日高端高層在解盲記者會上喜孜孜地宣布，「沒有受試者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但沒有提及的是，「有沒有受試者在施打2劑高端疫苗之後染疫呢？」
澎湖縣衛生局以散布「疫情假訊息」移送民代
除有關「疫苗」的質疑遭提告外，對於「疫苗接種」方面，亦有人遭訴；在澎湖馬公市民代表蘇育德，因接獲民眾有關疫苗施打陳訴案後，在個人臉書質疑澎湖衛生局未依中央規定順序施打疫苗，澎湖縣衛生局聞訊火速將蘇育德依違法散布「疫情假訊息」移送法辦。
但蘇育德認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5月27日開放雙北以外縣市第1類對象施打疫苗，然而澎湖縣政府自5月26日以來，在澎湖醫護人員尚未施打完畢之下，開放至第3類民眾皆可施打，令前開防疫前線的醫護人員心急如焚，向民代反應，民代天職，有質疑正當及必要性。筆者先就後者來討論疫情時的言論自由，再討論朱凱翔有無法律責任？
或問：有關疫苗政策或疫苗效用，怎能散布謠言？現在疫情與疫苗研發，不是間不容髮？
冷戰時期核彈假警報，險觸發核戰
美國作家施洛瑟（Eric Schlosser）所著《指揮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提及：冷戰時期，北美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官Ｃ. 羅伊‧斯萊蒙，面臨棘手狀況，彈道導預警系統顯示彈，蘇聯已經對北美發動全面核彈攻勢，參謀長聯席會議已在線上，斯萊蒙問手下軍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當年蘇聯最高領導）在哪？」，情報部門回稱：「赫魯雪夫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斯萊蒙心想：「蘇聯不大可能發動殺死第一總書記的全面襲擊。」；20分鐘過去了，沒有任何蘇聯導彈洛帝之訊息傳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蘇聯亦有類似情況：科學作家古倫姆斯（David Robert Grimes）《反智》（The Irrational Ape）一書指出：1983年9月26日，蘇聯飛彈預警系統警鈴大作，當時正值冷戰時期，且日前蘇聯剛剛擊落大韓民國客機，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譴責蘇聯是「邪惡帝國」。
身為賽普可夫第15號指揮官的彼得羅夫中校，也面臨前開美國指揮官斯萊蒙的天人交戰，但他堅持「先做推理，再作判斷」，若是美國真要打第一擊，怎會僅有區區五枚核彈？
過不久，方知預警系統誤將雲層光線反射當作美國導彈，幸好彼得羅夫能冷靜思維，不因貽誤戰機，而胡論決定，阻止了世界浩劫。
可嘆的是，與美國指揮官斯萊蒙不同，彼得羅夫卻因為暴露蘇聯預警系統缺失，而被迫害到精神崩潰，軍旅生涯告終，英勇事蹟直至1998年方公諸於世，在他2017年去世前，每回提及此事，他只是說是善盡本分。真是同為英雄，不同處境啊。
核戰險境，能反應時間不過數分鐘，恐生全面毀滅，人類絕種之危機，然兩位指揮官，無論是西方或蘇聯陣營，在最緊張的時分，仍恪守職責，未最後決定做好把關。
今日新冠疫情在台灣大爆發，方有防疫措施不足，疫苗捉襟見肘之窘況，人命喪失，經濟崩盤；相較於前開核戰迫在眉睫，相信應該寬容，甚至鼓勵任何對防疫或疫苗政策之質疑。畢竟，「一人一條命」，不能對某些特定團體迴護，將防疫優先無限上綱，犧牲國民言論與新聞自由，方能避開禍患。
蘇育德批評疫苗施打措施，不成立刑事與行政罰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7（2018）年度台非字第174號〉要旨：
……《刑法》第1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為罪刑法定主義，而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之精神，在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使人民不受法無處罰明文之刑罰制裁，且不因執法者以一己之念任意解釋法律，而受不測之損害。惟擴張解釋則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解釋方法。擴張解釋係因法律規定文義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須在文義可能之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始可為擴張解釋……於電腦網路賭博而個人經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號，與電腦連線上線至該網站，其賭博活動及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對賭之事，對於其他人而言，形同一個封閉、隱密之空間，在正常情況下，以此種方式交換之訊息具有隱私性，故利用上開方式向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性，即難認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不能論以《刑法》第 266條第1項之賭博罪……等語，就罪刑法定原則與具體適用，著有明文。
承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下稱特別條例）：『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定有明文。
《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新台幣300萬元以下罰金。」等語，依照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與《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正孺慕能擴張解釋認為網路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同理，亦不能擴張「流行疫情」之文義，擴張為「疫苗效用」或「疫苗施打順序」，此其一。
且依《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疫情」：「流行性或急性傳染病的發生與發展情況。【例】這波流感的疫情非常嚴峻，請小心防範。」，依照公認官方辭典，亦非將疫情擴張解釋為『防疫措施』，此其二。
再者《傳染病防治法》第9條：「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定有明文。
若如澎湖民代蘇育德所言，其僅質疑【澎湖縣政府】疫苗「施打順序」與「分配方式」，皆與前開特別條例或傳染病防治法之「流行疫情」無關，不成立刑事責任；亦非前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措施之相關訊息」，亦不構成同法第64條之1的行政罰鍰，此其三。
又按〈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3（2014）年度台上字第3611號〉：「……又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68條、第171條第1項）。公務員對於人民關於其權益維護之陳情事項，依法既有處理之義務，亦不能僅因其處理之結果有利或興利於特定之人民，從事後結果之觀察，據以推定公務員自始即有圖利他人之犯意……」等語，著有明文。
查蘇育德為澎湖民代，為民喉舌，且為第一線醫療人員就疫苗請命，依照前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與行政程序法規定，縣政府不僅不應提告，甚至依法有回覆之義務，其所為疫苗接種質疑，乃《刑法》第21條依法令之行為，並不成立任何犯罪，此其四。
綜上四者，皆為澎湖民代蘇育德不應成立有關前開〈特別條例〉與《傳染病防治法》相關刑事與行政罰之理由。
控告朱凱翔之告訴事實，恐有自相矛盾之處
按〈最高法院刑事判例73（1984）年台上字第5222號〉：「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之告訴，祇須指明所告訴之犯罪事實及表示希望訴追之意思，即為已足。其所訴之罪名是否正確或無遺漏，在所不問。」等語，著有明文。
又按〈最高法院29（1940）年度決議（四）民國29年11月26日〉：「……3.判斷證據之證明力據以認定事實，須依經驗法則，所謂經驗法則，即在普通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之經驗，從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例如認定擲石擊傷數里以外之人，某人日食一石之米，及其他顯有不近事理之處，均為與經驗法則不合。他如下列情形亦當然為違背經驗法則，其採證均屬違法。（1）所憑證據之內容顯不明確者。（2）比附某種證據而為不合理之推定者。（3）所憑證據與其所認定事實無聯絡關係者。4.依證據認定事實，其論斷須依論理上之當然法則，如驗明刀傷或槍傷而認為持棍毆傷，即違背論理法則是……」著有明文。
又按〈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95（2006）年度軍上字第29號〉：「……又論理法則乃指理則上當然存在之定則，即一般所稱之『邏輯』、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乃指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及充足理由律，其中充足理由律係指在思維過程中，任何一個被確定為真的論斷，必須有充足的理由……」等語，著有明文。
承前，目前高端公司與朱凱翔之間案件，檢方並不受公司主張罪名之拘束，另依照職權偵查犯罪事實，然《刑法》第310條加重毀謗罪，係以「不實言論」為犯罪事實，而妨害秘密，則係「事實真確但洩密」，依照前開決議意旨，不可能推斷朱記者所犯者為「洩密真實事項」同時又「虛構事實」，恐係違反經驗法則，此其一。
且《刑法》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刑法第132條）保護「國家法益」，營業秘密法之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則係侵害「個人法益」，在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上，不可能有秘密同時由個人與國家持有，此其二。
且本案虛構事實為誹謗，洩漏正確事實為洩密，以及祕密持有者為國家或私人，二者不可能同時成立，公司指涉朱記者涉誹謗與洩密，遭洩密者為國家與個人，依前開判決意旨，論理法則的排中律與同一律，恐怕都不可能「同時成立」，此其三。
綜上三者，若依照新聞披露，僅以朱凱翔洩漏吹哨者，有關公司機密，恐有上開告訴事實自相矛盾與齟齬之處，亦待檢方釐清。
依照實務類似案情，朱凱翔難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之刑責
首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定有明文。
又按《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6款：「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六、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定有明文。
按〈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8（2019）年度台上字第2657號〉「……另間接正犯，乃以不罰之他人為實行犯罪工具之人，從犯罪支配觀點而言，係對構成要件實行者之意思支配，根據心理之優勢影響創建其正犯性，相對於己身親自實行犯罪之行為支配而為直接正犯而言，間接正犯之利用他人為工具實現犯罪，不過是實施方式之差異而已。本院所肯認刑法未有明文之間接正犯，該等被犯罪行為人利用充為工具之人，或不知情，或無責任能力均屬之……」著有明文。
又按〈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107（2018）年度金上訴字第15號〉：「……（三）況被告○○○以○○公司高層炒股等不實消息提供媒体，○週刊果於○○○年○月○○日出版之第686期刊出「○集團暴炒股醜聞、○○嚴查清門戶」之報導，祥碩公司股票於同年月16、17二日，均以跌停價作收，被告○○○見祥碩公司之股價因上揭不實消息之影響下跌，於同月23日，以每股168.5元融券賣出2張祥碩公司股票，減輕其損失。被告之行為，顯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等語。惟被告於檢調偵查時上開之陳述，充其量僅可認被告或有操縱祥碩公司股票之意圖，但意圖僅係目的犯之主觀特別要件，被告在電子郵件傳述之內容，係基於電子專業之知識，及○○公司股價不尋常之變動，所作個人確信之判斷，主觀上仍欠缺傳述流言或不實資料之構成要件故意，且在客觀要件上，被告係向法務部調查局檢舉及○周刊記者○○投書，並非向不特定之投資大眾傳述，已與「散布」須對不特定或多數人傳述之情形有間，且法務部調查局接受檢舉後，是否發動調查，《壹週刊》記者接受投書後，是否進一步查證，並決定刊登，刊登內容是否照本宣科，均非被告所能掌控，即難謂被告利用不知情之第三人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不能成立間接正犯……」等語，著有明文。
承前，要構成「《證券交易法》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操縱價格罪」，依前開《證券交易法》規定，除客觀行為外，必須要有故意及不法意圖，通常會就幕後發布資訊者究責，媒體記者恐難證明觸犯前開刑責，此其一。
且前開最高法院裁判及高等法院判決意旨，通常認定媒體記者為「無犯罪故意」，僅追查提供媒體記者資訊之人，有無前開犯罪之間接正犯，不知怎會捨本逐末？此其二。
且依照前開高等法院類似案例，即便追查所謂「提供不實訊息者」，亦非具備主觀意圖，而亦難成立前開犯罪，此其三。
最重要者，政府高官與層峰，亦曾多次對國人宣示國產疫苗有效，若偵辦朱記者後，發現高官所言不實，難道也要辦他們？此其四。
凡此四者，皆屬朱大記者恐難構成證券交易相關罪責之理由，望政府與檢方亦能為人民安全把關，不至於扼殺言論與新聞自由。
支持國產疫苗，懷念沙克博士
日本曲亭馬琴《里見八犬傳》故事：館山城主如滿，倒行逆施，民不聊生；無賴素藤，偷聽瘟神對話，找出神水，給患者治病，以黃金周濟窮人；但素藤心地奸險，操弄權術，遂生民變，素藤華麗轉身，取館山城主而代之，足見「醫療」與「賑災」之重要。各國面對新冠疫情，本應自立自強，於外國進口疫苗充足同時，自行研發備用之「戰備疫苗」，前開館山城主，因未有舉措，身死國亡，台灣同島一命，國民挺國產疫苗，但更應監督其良莠，而非無理護航。
以沙克博士故事為結：已故的美國病毒學家約納斯．沙克（Jonas Edward Salk）因製造「沙克疫苗」而終能使小兒麻痺絕跡。他最動人者，當1955年媒體訪問沙克：「誰擁有疫苗的專利？」他回答：「應該是人民吧！沒有專利這回事，你能為太陽申請專利嗎？」沙克未申請專利，《富比世》（Forbes）雜誌分析，讓沙克少賺70億美元。不禁讓人喟嘆：「可憐吶，世上精明的商人太多，義舉的沙克博士太少！」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