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希特勒雖然口口聲聲反共，卻需要動用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才能建立納粹政權一樣，汪精衛期待以共產黨的手法推進他的反共事業。汪精衛與蔣中正一樣追求國家統一，但是與蔣中正的最大不同之處，來自於「改組派」不只反對共產主義，同時也反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這與完成北伐之後，逐漸放棄「革命外交」，轉而與西方談判爭取平等地位的蔣中正相當不同。
要打倒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還有以歐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光靠中國本身的力量是不夠的，因而汪精衛主張同為黃種人的中日兩國應該結盟，以團結有色人種為宗旨的大亞洲主義相抗衡。
所以汪精衛與日本的合作，並不單純只是要對付在淪陷區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還希望在日本的配合下將西方勢力驅趕出中國。汪精衛與日軍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積極主動，稱不上是被動而為。
中日聯手驅逐西方
汪精衛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蔣中正動員全國武力對抗日本，進而成為「低調俱樂部」的領銜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相信中國打不過日本，同時還來自於他認為日本應該是中國聯手對抗蘇聯和英美的盟友。事實上早在他組織南京國民政府以前，甚至在中日雙方爆發武裝衝突以前，汪精衛就已經有聯手日本驅逐歐美的言行。
1931年5月28日，汪精衛為了抗議蔣中正對胡漢民的軟禁，聯合孫科、唐紹儀、陳濟棠與陳友仁等大老在廣州另立中央。汪精衛首先尋求援助的對象就是日本，他在1931年6月20日對日本駐廣州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表示：「我們這些孫文的信徒，至少都是理解孫文主義，尊奉其大亞細亞主義的人，我們必須在中日關係上不拘泥於細枝末節。」
在強調完自己是孫中山正統傳人，又表示自己與日本一樣追求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後，汪精衛進一步尋求日本承認他的廣州國民政府，提出他對中日關係發展的期許。而汪精衛對中日關係的未來期許，假想敵顯然是以英美還有親英美的蔣中正為主要對象：「（中日應）以互讓的精神來達成所謂共存共榮的目的，形成代表東亞兩國完全的獨立國家，以對抗歐美列國不可。」
由於汪精衛不曾掌握過軍隊，所以他的廣州國民政府最終沒有獲得日本的外交承認，最終必須向蔣中正妥協投降。等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蔣中正又對日本展開抵抗之後，汪精衛才發現實現自身理想的機會到了，決定搭上「大東亞共榮圈」的順風車。
不過也因為汪精衛始終沒有掌握軍權，或者爭取不到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軍事領袖支持，汪精衛建立專制政權的理想始終無法成功。
然而沒有辦法建立獨裁政權，並不代表汪精衛沒有建立獨裁政權的想法。對於不願意服從自己的重慶地下抗日份子，汪精衛還是會透過情治機構76號予以鎮壓，殘酷程度可絲毫不輸給今日敘利亞的獨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畢竟汪精衛手下的兩大特務頭子李士群與丁默邨，可都與陳公博、周佛海一樣是早期的中共黨員。對於共產黨如何折磨整肅異己的那一套，他們可是熟悉的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