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花了兩周的時間，介紹了1941年中華民國與蘇聯的關係，今天終於是時候該進入主題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所以大家很自然就下意識認為，1921年7月1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紀念日。到了2021年7月1日，自然就是所謂的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至少中共官方都是這麼訂的。
不過根據1957年的蘇聯解密文件，中共其實是在1921年7月23日於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後來又因為人潮擁擠的關係，轉移到浙江省嘉興南湖的一艘絲網船，即所謂「南湖紅船」繼續進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相關會議記錄必須向上呈報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這場標誌中共建黨的會議結束後，絕大多數的與會者又好巧不巧忘記了正確的日期。
毛澤東權威造就的建黨紀念日
於是1921年還是中共邊緣人物的毛澤東，便在逐漸取得黨內大權以後的1938年，正式選了7月1日為中共建黨的紀念日。到了1941年6月，中共在毛澤東的旨意下舉行建黨20周年紀念活動，為了彰顯毛澤東的權威，正式把中共的建黨紀念日訂在了1921年7月1日。所以筆者才會在前兩篇文章中，多次強調1941年這一年的重要性。
掌握歷史就掌握未來，一旦當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紀念日都是由毛澤東說了算的時候，黨內又還有誰敢跟毛澤東說一句「不」呢？所以1941年7月1日從現實意義上來看，其實是遠比什麼都沒有發生的1921年7月1日，甚至於發生了什麼，卻被人們遺忘的1921年7月23日還要重要。至少到了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已經認為中共是在7月1日這一天創黨的了。
1941年7月1日這一天，還有一個與中共息息相關的日子不能忘，那就是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不上了日本的後塵，承認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汪精衛正式宣告發起「清鄉運動」，代表法西斯主義陣營對共產主義陣營宣戰。淪陷區的抗戰，逐漸演變成了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延安邊區政府的一場國共內戰。
中共建黨的確切時間是1921年7月23日
十分值得注意的一段歷史，是汪精衛政權雖然是以反共起家，但是汪精衛的手下愛將陳公博與周佛海兩人不只是中共黨員出身，而且還是參加過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共創黨元老。
陳公博當時是廣州的代表，周佛海則是日本留學生代表。當時兩人的黨內地位，比起長沙代表毛澤東可是只有更高不會更低，想瞭解中共黨史的讀者們千萬不要忽視這一點。
事實上中共建黨的確切時間是1921年7月23日，還是來自美國歌林比亞大學在1960年公開的陳公博學術論文。其實何嘗是創黨紀念日，就連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壓下來沒有公布的中共創黨黨綱手稿，還有其他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原始文獻，通通都被陳公博引用到了他的論文裡面。可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與會者中，最認真又最細心，並掌握住歷史話語權的還是陳公博。
不只陳公博與周佛海，就連汪精衛本人早年也是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國策的大力支持者，他甚至還在蔣中正清黨後持續領導親共的武漢國民政府，與反共的南京國民政府對峙。直到後來汪精衛發現中共真的是蘇聯赤化中國的馬前卒以後，才又宣布「分共」，讓武漢和南京的兩個國民政府重新走到一起，恢復統一的中華民國。
從中共元老到反共鐵人
陳公博與周佛海兩人，則因為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外加他們倆人都以傳統中國知識份子自居，受不了中共極端的清算鬥爭手段，最終還是雙雙脫離了中國共產黨。隨後兩人雙雙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一如其他脫離中國共產黨的中共元老一樣，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翼的「反共鐵人」。後來到了台灣以後被賦予「反共鐵人」外號的谷正綱，事實上也是由陳公博在黨內提拔上來的。
他們3人都是「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的成員。「改組派」與蔣中正領導的「黃埔系」同樣反對共產黨，但是「改組派」自視為孫中山先生的正統傳人，批判蔣中正以軍隊綁架進而架空了國民黨。「改組派」之所以自稱為「改組派」，便是因為他們致力於恢復國民黨在1924年在蘇聯協助下完成改組之後，建立的「以黨領政」制度，確保「黨能夠再度指揮槍」。
換言之，雖然汪精衛與蘇聯還有中共分道揚鑣，但是對蘇聯那一套「以黨領政」的制度卻頗為欣賞。他雖然口口聲聲責罵蔣中正為軍人獨裁者，可實際上他自己要建立的政權，卻可能會比蔣中正以軍人為核心的政權還要更為專制。因為按照軍政、訓政還有憲政三個階段的規劃，遲早國民政府還是要行憲的，軍隊走向國家化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汪精衛要推行的，卻是受到蘇聯影響後思想日益共產主義化的孫中山思想。晚年的孫中山，對本來參考歐美制度的三民主義做了修正，尤其是民權主義進行了修正。在新的「革命民權」理論下，人民被區分為「革命」與「反革命」兩個陣營，被歸類為「反革命」陣營者將不配享有天賦人權。中國國民黨將如同今日的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政黨」的身分永久統治國家。
「開明專制」的先鋒
民族主義上，曾經刺殺清朝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又是屬於信奉原教旨主義的國民黨元老，主張漢人在中國應該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所以比起蔣中正，汪精衛政權的本質其實更加極權專制，這是為什麼他後來能輕易加入軸心國集團的原因。汪精衛所想像建構的國家，其實與今天在大陸推行「開明專制」的中國共產黨極為類似。
就好像希特勒雖然口口聲聲反共，卻需要動用共產黨的群眾動員能力才能建立納粹政權一樣，汪精衛期待以共產黨的手法推進他的反共事業。汪精衛與蔣中正一樣追求國家統一，但是與蔣中正的最大不同之處，來自於「改組派」不只反對共產主義，同時也反對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這與完成北伐之後，逐漸放棄「革命外交」，轉而與西方談判爭取平等地位的蔣中正相當不同。
要打倒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還有以歐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光靠中國本身的力量是不夠的，因而汪精衛主張同為黃種人的中日兩國應該結盟，以團結有色人種為宗旨的大亞洲主義相抗衡。
所以汪精衛與日本的合作，並不單純只是要對付在淪陷區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同時還希望在日本的配合下將西方勢力驅趕出中國。汪精衛與日軍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是積極主動，稱不上是被動而為。
中日聯手驅逐西方
汪精衛從一開始就不贊成蔣中正動員全國武力對抗日本，進而成為「低調俱樂部」的領銜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相信中國打不過日本，同時還來自於他認為日本應該是中國聯手對抗蘇聯和英美的盟友。事實上早在他組織南京國民政府以前，甚至在中日雙方爆發武裝衝突以前，汪精衛就已經有聯手日本驅逐歐美的言行。
1931年5月28日，汪精衛為了抗議蔣中正對胡漢民的軟禁，聯合孫科、唐紹儀、陳濟棠與陳友仁等大老在廣州另立中央。汪精衛首先尋求援助的對象就是日本，他在1931年6月20日對日本駐廣州代理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表示：「我們這些孫文的信徒，至少都是理解孫文主義，尊奉其大亞細亞主義的人，我們必須在中日關係上不拘泥於細枝末節。」
在強調完自己是孫中山正統傳人，又表示自己與日本一樣追求大亞洲主義的精神後，汪精衛進一步尋求日本承認他的廣州國民政府，提出他對中日關係發展的期許。而汪精衛對中日關係的未來期許，假想敵顯然是以英美還有親英美的蔣中正為主要對象：「（中日應）以互讓的精神來達成所謂共存共榮的目的，形成代表東亞兩國完全的獨立國家，以對抗歐美列國不可。」
由於汪精衛不曾掌握過軍隊，所以他的廣州國民政府最終沒有獲得日本的外交承認，最終必須向蔣中正妥協投降。等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蔣中正又對日本展開抵抗之後，汪精衛才發現實現自身理想的機會到了，決定搭上「大東亞共榮圈」的順風車。
不過也因為汪精衛始終沒有掌握軍權，或者爭取不到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軍事領袖支持，汪精衛建立專制政權的理想始終無法成功。
然而沒有辦法建立獨裁政權，並不代表汪精衛沒有建立獨裁政權的想法。對於不願意服從自己的重慶地下抗日份子，汪精衛還是會透過情治機構76號予以鎮壓，殘酷程度可絲毫不輸給今日敘利亞的獨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畢竟汪精衛手下的兩大特務頭子李士群與丁默邨，可都與陳公博、周佛海一樣是早期的中共黨員。對於共產黨如何折磨整肅異己的那一套，他們可是熟悉的很。
那為什麼要反共？
既然汪精衛政權的二號與三號人物，還有兩大特務頭子都是前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而且汪精衛本人追求的目標又與中共一樣，是追求一黨專制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何雙方在淪陷區還要鬥得你死我活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既然雙方爭的都是一黨獨大，而且都不願意放棄那個當唯一執政黨的機會，雙方的關係自然勢如水火，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
所以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人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時，還存在著重慶、延安與南京等三個中國政權的較量，而且每個政權背後都還有一個強權支持，重慶是美國，延安是蘇聯，南京則是日本，就如同三國志一樣。重慶是日軍在正面戰場上進攻的對象，能騰出手在敵後戰場爭權奪利的，就只剩下蘇聯與日本的兩個代理人而已了。
而當年的共產黨，又與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太一樣。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極權歸極權，卻更像80年前的汪精衛政權一樣保守，爭取建立穩定的秩序。這就是筆者前面所提到的「開明專制」，或者套一句現在鄉民們常用的詞彙，即「守序邪惡」。老百姓只要照著政府的規定走，不公然挑戰公權力，那麼還是有一個穩定的日子可以過。
偏偏當年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的並不是「守序邪惡」，而是「混亂邪惡」。當年的共產黨無論在大後方還是淪陷區都不是執政者，既有的社會秩序本來就是其「革命」的對象，自然不可能與維持既有社會秩序的汪精衛政權達成妥協。更重要的是，80年前的中共喊得還是國際主義的口號，主張以蘇維埃體制或者蘇維埃文化為主打造一個新中國，更是踩到汪精衛政權的底線。
不要忘記，汪精衛政權信奉的核心思想是大漢原教旨主義，甚至就連同屬日本盟國的滿洲國，他都承認的不甘不脆。對於意圖消滅傳統文化，以蘇聯經驗把中國「重新換血」的中國共產黨，想必汪精衛是深惡痛絕的。
蘇聯雖然與英美相互對立，卻都是來自西方的白種人國家，相比之下同為黃種人國家的日本還比較親近，汪精衛會選擇與日本聯手，自然也不讓筆者感到意外。
哪些人支持汪政權？
那麼在那個抗日幾乎代表唯一政治正確的年代，為什麼會有不少人冒天下之大不諱，選擇支持汪精衛政權呢？畢竟就連許多暗中與汪精衛政權勾結，一同反共的國民黨游擊隊領袖，都還是要在給重慶政府的電報裡痛罵汪精衛幾句「漢奸」，來證明自己的忠誠。顯見要公然支持汪精衛政權，對於當時的社會主流而言就如同在今天的台灣支持中共一樣。
反觀致力顛覆社會秩序的共產黨，在城市的年輕族群心中更如同今天的民進黨在台灣一樣，屬於「潮」的象徵。一來他們勇於淪陷區挑戰日本與親日政權的權威，二來則是他們致力於打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相當能滿足在熱血青年心中沸騰的正義感。二二八事件時兼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與武裝部長的張志忠，其妻子季澐就是抗戰時在淪陷區專門負責組織學生運動的「覺醒青年」。
而在農村，共產黨則煽動農民對不願意「配合政策」的地主或者仕紳展開清算鬥爭。他們批鬥地主，搶占田產，破壞廟宇祠堂，看在長年遭受剝削的底層農民眼中確實是出了一口氣。
對於經歷過五四運動後，反對中國傳統文化，認為這一切都是封建遺毒的知識青年來說，更是共產黨勇於抵抗權威的證明，他們絲毫不會感到殘酷，只會更加擁護共產黨。
倒是遭到清算鬥爭的地主仕紳，還有他們的後人，自然會因為家產被奪，親人被殺或者祠堂被砸，最終選擇走上了共產黨的對立面。而在幾乎沒有重慶國民政府勢力存在的淪陷區，汪精衛政權就成為了他們唯一能夠依賴的對象。許多本來抗日的地主，也因為遭到中共清洗的原因，主動前往日本占領軍接受汪精衛政權的保護。
在他們看來，或許汪精衛是一個親日「漢奸」，但是重慶的蔣中正和延安的毛澤東同樣也親美或者親俄，三者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且比起美國與蘇聯，日本還是三個國家之中與中國最有歷史及文化淵源的。中共在地方上顛覆傳統倫理的激進作風，對他們而言更是破壞傳統中華道統，因此支持汪精衛政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來講也是一場中華文化的保衛戰。
既然是以保衛中華文化為核心價值，並力主將蘇聯還有英美勢力驅逐到華夏之外，汪政權的民族主義屬性其實很強，為什麼難以與重慶或者延安競爭呢？無法與重慶競爭，與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上擊敗日本的國際環境有關。既然7月1日是中共黨慶，而且又是汪精衛發起清鄉運動的第80個年頭，我們就來聚焦為什麼汪政權難以與延安競爭淪陷區的民心。
何以汪政權競爭不過共產黨？
其實最關鍵的原因，不是共產黨比較擅長於爭奪農民群眾或者知識青年的支持，而是在於汪精衛從來沒有掌握過軍隊。這個答案，就與他為什麼沒有辦法在30年代取代蔣中正成為國民黨領袖的答案一模一樣。汪精衛本來認為，只要自己回到南京，成立親日國民政府之後，他的和平運動就能得到龍雲、李宗仁、張發奎與閻錫山等軍頭的支持。
結果這些軍頭害怕自己被扣上「漢奸」大帽，在最後關頭收了手，讓汪精衛只能從抗日戰場上兵敗被俘的將領中尋求合作對象。還有許多同時遭到共軍與日軍夾擊的國民黨游擊隊，也願意從生存優先的角度出發，接受汪精衛政權改編為和平建國軍，或者至少同時擁有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所賦予的軍事番號，方能取得日軍的支援，共同壓制共產黨。
然而絕大多數被俘，或者接受汪精衛政權改編的雜牌軍將領，他們實質上聽命的對象是在幕後操縱一切的日軍，並不是他們眼中沒有帶過兵的汪精衛。
至於那些同時接受重慶和南京番號的國民黨游擊領袖，懷抱「腳踏兩條船」想法的人，又是遠比忠誠於汪精衛的人還要多。手中無兵的現實，是導致汪精衛政權就算有清鄉委員會，也沒有辦法在戰場上佔據主動的原因。
如果沒有日軍主動率領和平建國軍出擊共軍，各地的軍頭出於保存實力的想法，也絕對不會輕易向共軍根據地發起掃蕩。到了戰爭末期，汪精衛靠著一些被俘或者主動投效的黃埔軍校生幫助，總算是拉拔起了完全效忠自己的三個警衛師。警衛師的素質確實比一般的和平建國軍還要高，忠誠度也沒有問題，但是數量還是太少，只能負責首都南京地區的重點防禦。
「改組派」在台灣的消逝
當然伴隨著抗戰勝利，還有大日本帝國的徹底瓦解，汪精衛政權與和平建國軍都跟著一起垮台。原本是汪精衛嫡系部隊的三個警備師，也分別為國共兩軍所收編，準備投入下一個階段的國共內戰。
然而這並不代表，早年追隨汪精衛的「改組派」就此失去了影響力。畢竟不是每一個「改組派」的代表人物，都在1940年加入汪精衛政權。
比如前面提到的谷正綱，還有陳公博之外的另外一位「改組派」領銜人物顧孟餘都在戰後來到了台灣。顧孟餘晚年擔任總統府資政，基本上沒有實權，倒是谷正綱受到蔣中正父子的青睞，參與來台後的中國國民黨黨務改造工作。在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帶領下，「改組派」過去「以黨治國」、「以黨領軍」的主張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實現。
軍隊裡開始大幅度出現政工，國民黨的權力凌駕於部隊，甚至於整個國家之上，使遷台後處於戒嚴體制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行為模式上與抗戰時代的汪精衛政權更為類似。
尤其是情治機構，更是在蔣經國的默許下，啟用了大量過去滿洲國軍憲兵隊或者汪精衛政權76號的人才。關於這段戒嚴時期的黑歷史，大家可以參考已故左派作家陳映真先生的作品《忠孝公園》。
谷正綱則擔任過內政部長、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以及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要職。不過谷正綱之所以成為人人皆知的「反共鐵人」，還是與他領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還有世界人民反共聯盟的歷史有密切關係。而谷正綱在擔任「世盟」領袖時，所結交的日本、南韓、東歐以及拉丁美洲反共友人，多數又是二戰時的軍國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強化了該組織與汪精衛政權歷史的連結。
可對於蔣中正和蔣經國而言，戒嚴終究只是延續中華民國命脈的手段，並不是目的。尤其在爭取美援的大環境下，蔣中正就算不是民主的信徒，也必須要帶領台灣逐步走向政治開放的道路。
於是隨著戒嚴時代還有動員戡亂的結束，台灣最終實現了軍隊國家化與政黨輪替兩項走向民主的關鍵指標，為「軍人干政」還有「黨指揮槍」等兩個不正常的現象通通畫上了休止符。
走向「開明專制」的中共
反倒是過去曾經是汪政權死對頭的中共，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混亂邪惡」的恐怖教訓之後，走上了過去「改組派」所期待的「守序邪惡」。在鞏固一黨專制的同時，努力維護現有的社會架構與秩序。畢竟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秩序的挑戰者，而是秩序的守護者，從而能贏得多數追求穩定生活的兩岸平民支持。
許多人過去支持汪精衛政權，並不是因為他們熱衷於大東亞共榮圈，或者是他們多喜歡日本人，純粹只是共產黨的革命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存權。
以前換統治者對地主仕紳而言是家常便飯的小事情，只要向新的中央政府扶手稱臣，他們在地方上的權益都還能延續下去。可致力於社會改造的共產黨，目的是要把他們連根拔起，他們想要活命自然是只能夠與走「守序邪惡」的汪政權站在一起了。
如今共產黨回歸「開明專制」路線，自然讓許多這些過去因為反共而來台灣的老一輩深藍人士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他們當年本來就是因為害怕共產黨而未必是支持蔣中正才來到台灣，如今共產黨不再用當年他們恐懼的手段去治理國家，反而還靠著「改組派」以及過往蔣經國時代提倡的「一黨專制」路線讓國家走上強大，他們還有繼續反對共產黨的道理嗎？
筆者曾經訪問過一位抗戰期間遊走重慶與南京兩個陣營的老兵，他就表示自己過去討厭共產黨，是因為小時候曾親眼目睹共產黨焚燒課本的惡劣行徑。外加抗戰爆發後，他的部隊時常遭到新4軍偷襲，所以才接受長官與「次要敵人」日軍聯手進攻「主要敵人」共軍的安排。如今情況完全不一樣了，在老前輩看來共產黨在認真治理國家，民進黨在搞清算鬥爭，要他如何不對中國大陸改觀呢。
對於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他們而言，追求穩定本來就比可能導致混亂的民主還要重要，這是為什麼眾多老一輩深藍人士現今不再反共，甚至還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經歷了100年或者80年的發展，曾經彼此相互敵對的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股勢力走到了一起，成為中共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思想，此點充分反應在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模式越來越像汪精衛政權這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