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日軍主動率領和平建國軍出擊共軍，各地的軍頭出於保存實力的想法，也絕對不會輕易向共軍根據地發起掃蕩。到了戰爭末期，汪精衛靠著一些被俘或者主動投效的黃埔軍校生幫助，總算是拉拔起了完全效忠自己的三個警衛師。警衛師的素質確實比一般的和平建國軍還要高，忠誠度也沒有問題，但是數量還是太少，只能負責首都南京地區的重點防禦。
「改組派」在台灣的消逝
當然伴隨著抗戰勝利，還有大日本帝國的徹底瓦解，汪精衛政權與和平建國軍都跟著一起垮台。原本是汪精衛嫡系部隊的三個警備師，也分別為國共兩軍所收編，準備投入下一個階段的國共內戰。
然而這並不代表，早年追隨汪精衛的「改組派」就此失去了影響力。畢竟不是每一個「改組派」的代表人物，都在1940年加入汪精衛政權。
比如前面提到的谷正綱，還有陳公博之外的另外一位「改組派」領銜人物顧孟餘都在戰後來到了台灣。顧孟餘晚年擔任總統府資政，基本上沒有實權，倒是谷正綱受到蔣中正父子的青睞，參與來台後的中國國民黨黨務改造工作。在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帶領下，「改組派」過去「以黨治國」、「以黨領軍」的主張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實現。
軍隊裡開始大幅度出現政工，國民黨的權力凌駕於部隊，甚至於整個國家之上，使遷台後處於戒嚴體制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行為模式上與抗戰時代的汪精衛政權更為類似。
尤其是情治機構，更是在蔣經國的默許下，啟用了大量過去滿洲國軍憲兵隊或者汪精衛政權76號的人才。關於這段戒嚴時期的黑歷史，大家可以參考已故左派作家陳映真先生的作品《忠孝公園》。
谷正綱則擔任過內政部長、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以及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要職。不過谷正綱之所以成為人人皆知的「反共鐵人」，還是與他領導亞洲人民反共聯盟，還有世界人民反共聯盟的歷史有密切關係。而谷正綱在擔任「世盟」領袖時，所結交的日本、南韓、東歐以及拉丁美洲反共友人，多數又是二戰時的軍國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強化了該組織與汪精衛政權歷史的連結。
可對於蔣中正和蔣經國而言，戒嚴終究只是延續中華民國命脈的手段，並不是目的。尤其在爭取美援的大環境下，蔣中正就算不是民主的信徒，也必須要帶領台灣逐步走向政治開放的道路。
於是隨著戒嚴時代還有動員戡亂的結束，台灣最終實現了軍隊國家化與政黨輪替兩項走向民主的關鍵指標，為「軍人干政」還有「黨指揮槍」等兩個不正常的現象通通畫上了休止符。
走向「開明專制」的中共
反倒是過去曾經是汪政權死對頭的中共，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等「混亂邪惡」的恐怖教訓之後，走上了過去「改組派」所期待的「守序邪惡」。在鞏固一黨專制的同時，努力維護現有的社會架構與秩序。畢竟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秩序的挑戰者，而是秩序的守護者，從而能贏得多數追求穩定生活的兩岸平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