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毛澤東這樣一個非常人物，中外學者的褒貶不一是無可置疑的。他們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尋求一個合理解釋：為什麼毛澤東能夠緊緊掌控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直至他與世長辭？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認為毛澤東的出身平凡，受的教育也不系統，其才華和智力並不出眾；然而他的永不停滯的精力和「不顧一切的自信」則是他成功的祕訣，使他成為世界上最權威的統治者。
成功者必須具備永不停滯的精力（relentless energy）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不顧一切的自信」（ruthless self-confidence）不是要把人們引向無視現實的歧途嗎？如果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成為個人崇拜的偶像，黨和國家不會遭殃嗎？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現代社會學的鼻祖，對此有不同尋常的理念。他首先對「國家」下了定義：「國家是一種人統治人的社會關係，它通過合法（被認為合法的）使用暴力來維持。如果一個國家要持續下去，被統治者必須服從統治者的權力。在什麼時候和居於什麼理由人們才會服從呢？這種人統治人的機制是建立在何種內在邏輯和外在力量的基礎上的？」
韋伯的描述重點、卻鮮為人知的「超凡權威」
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韋伯描述了三種不同性質的國家權威：傳統權威，法制權威，超凡權威。傳統權威是建立在子承父權的理念基礎之上，而法制權威則確信依法治國的方略。韋伯描述的重點在於第三種鮮為人知的權威：超凡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此種權威是建立在被統治者對某一個特定的領袖人物的崇拜和忠誠之上的，因為他們相信他具有超越凡人的天賦（charisma），無論此種超凡天賦是實際存在的，還是假設的，甚至是偽稱的。
換言之，在超凡權威的國度裡，被統治者對國家權威的俯首聽命是基於他們對一個特定領袖的個人崇拜。韋伯輕易地列舉了傳統權威和法制權威的實例，因為子承父權的王朝和英美式的法制國家比比皆是。然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韋伯可以稱其為超凡權威之實例。
不過韋伯預測在何種社會環境下超凡權威的國家政體可能出現，以及在這種政體中領袖同群眾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當一個社會經歷政治經濟或精神宗教危機時，人們傾向於相信和渴望救世主的出現。這個超凡人物具有那種體力和精神上的天賦，人們相信他猶如神聖。而超凡領袖只憑藉內在的決心，提出歷史的使命，並找到和組織追隨他的群眾來實現這一使命。只要他能說服和證明他的正確性，他就是他的追隨者的主人。
超凡領袖對追隨群眾的主宰權並非來自他們的意願；恰恰相反，他們的責任就是服從他，因為他揭示和代表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一旦他不能持續證明他的正確性從而失去追隨群眾的崇拜，他的權威也就煙消雲散了。
與此同時，韋伯還指出，由於超凡權威的政體是以某一個人為中心的，因此，它沒有英美式的文官制度和有次序的人員升降調動，而對永久性機構和程序也沒有興趣。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政策和人事以超凡權威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衰落了，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在深沉的危機感的籠罩下，人民惶惶不安，而希望成為救世主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國度，社會文化背景鮮有共同之處。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真心實意地相信他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受苦受難的國家和人民。韋伯的預料實現了，他的超凡權威的理論得到了重視。
然而韋伯沒有用實例來充分展開他的理論，後來學者的運用也就紛繁不同，甚至大相逕庭。超凡權威的根基是人們對某一個領袖人物的天賦品質的相信和崇拜，但這種天賦品質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假設的，甚至是偽稱的。
毛澤東把「個人崇拜」和「群眾路線」兩個概念聯繫起來
學者們選擇的研究對象不同，他們對如何運用韋伯理論的傾向性也不同。比如喬威特（Ken Jowitt）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真實的，中國的超凡權威不是一個領袖（毛澤東），而是一群人，中國共產黨。有人稱這種解說為新韋伯論（Neo-Weberian）。可惜的是喬威特對中國現代史了解膚淺，他在1990年代出版的書，用的卻是1960年代的有關中共的二手資料。
與此相反，林厚姆（Charles Lindholm）則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假設的或偽稱的。他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希特勒、吉姆．瓊斯（Jim Jones）等等；還著重指出韋伯不僅闡述了人們對超凡權威的相信和崇拜是他們服從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其他使他們俯首聽命的世俗原因，例如對權威報復的恐懼和對權威賜善的希望。
人們追隨某一領袖的原因是錯綜複雜並受歷史時代和文化的局限。中國人為什麼信仰和跟隨毛澤東，甚至在他死後近半個世紀了，不少人仍然湧向韶山去紀念他的生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這不是本書的著重點。
與此相連的另一面是為什麼毛澤東能成為中國人信仰和追隨的領袖？他具備的哪些個人素質為其成功之祕訣？毛澤東不顧一切的自信是否是他的成功祕訣之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有哪些歷史行為可以立證？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是一種超凡權威，其基礎是人們對他的信仰和追隨。那麼加強此種信仰就必然是該政府決定政策時的基本理念，以期政權鞏固和國家發展。五○年代中國政策選擇的史實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嗎？
我們之所以用韋伯的超凡權威論來研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因為它能夠把「個人崇拜」和「群眾路線」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聯繫起來，來研究中國政權之性質及其政策制定之基礎。
「互相照鏡子」的領袖和他的追隨群眾
以現存名詞意義為準，「個人崇拜」是一種不健康的領袖風格；但是在韋伯理論體系中，它是超凡權威的基礎。「群眾路線」往往是指一種健康的工作作風，在此它卻成為領袖得以維持其超凡權威的途徑。換言之，如果毛澤東能使他的追隨者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或是「以人民的名義」，「為人民服務」，他們對他的崇拜和緊跟就只會加強，不會減弱。
領袖和追隨群眾是一對互存和互動的社會政治關係，有些政治心理學家用「互相照鏡子」（mutual mirroring）的理論來解說此種關係：領袖在群眾的鏡子裡看到了他的力量的源泉，而群眾在領袖的身上看到了他們的希望但他們本身所不具備的改變現狀之能力。
以1966年毛澤東多次接見紅衛兵為例，領袖站在高高的城樓上看著激動流淚狂呼口號的追隨者，他加強了自信去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完成他所確定的歷史使命；而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們遠遠地看到領袖向他們招手，從而加強了他們的使命感去緊跟領袖。這種領袖和追隨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條研究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新途徑。
如果說他的不顧一切的自信是他最終成為超凡權威的重要個人素質，那麼即使是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已表露出不同凡人的志向和抱負。他16歲離家讀書時抄寫了一首詩以表自負：「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有一天他坐在池塘邊，看到一隻青蛙相去不遠。一個平常的16歲少年大概會聯想起動物和自然界，但毛澤東卻不由自主地表述了不成人傑不罷休的志向：「獨坐池塘為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
韋伯超凡權威論的最典型例證
毛澤東43歲時寫下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詩句，看來是緣由可求的。幾年之後，中共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的毛澤東已成為主宰中國的領袖，紅太陽升起了。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他獨手掌控黨和國家的基礎，中共在毛澤東時代的一黨專政其實是一人專政。
如果韋伯的超凡權威論需要例證的話，毛澤東時期的中共政權恐怕是最典型不過了。但是從個人崇拜到超凡權威政權的確立有一個歷史過程。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中國1950年代政治的特色就是毛澤東個人崇拜向超凡權威政權發展的過程。
＊作者盛慕真為愛克倫大學歷史系主任。研究重點為中美蘇關係史和中國現代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年代政治》（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