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融資是2050能淨零與否的關鍵
在擘劃2050淨零排碳之政策時，除了碳定價是我國必須趕上的政策機制外，財政或是融資機制，更是至為關鍵。誠如史登爵士（Sir Nick Stern）在接受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之史達文教授（Prof. Robert N. Stavins）訪問時所強調的：「只有在觸及財務時，國家領導人才會真正的去瞭解氣候變遷」對於我國而言，雖然一再強調綠色金融的重要，並推出所謂的金融2.0，但是更多的金融體系參與，似乎都與原本的企業社會責任（CSR）或新近的永續概念，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相關，然則除了配合離岸風電之規畫較為成熟之綠色債券外，我國目前的綠色融資，顯然仍處於前述投資者對於氣候風險之資訊落差狀態下。畢竟狂飆的房地產與資金過剩之下的消費金融，讓傳統金融業很難有意願跨入涉及典範移轉的綠色融資市場，更何況，我國雖有投資龐大的前瞻建設，但未若歐盟的綠色新政（The Green Deal）係以減碳目標為導向、法制化的永續行動（財務）指標（EU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Activities）為新政兆元投資的指引。日前歐盟執委會已在今年4月21日依據指標制頒規則，設定企業申請綠色投資時應符合的技術指標。規則書共計含蓋13個類別；其中包括了再生能源、運輸、森林、製造、建築、保險，甚至藝術等，這些類別的排放共計約佔全歐盟之80%。具體而言，歐盟相信史登的財務決定論，在賦予企業義務後，由國家提供財務資源，透過科技為基礎的永續技術指標來引領企業的投資及商業行為，進而促成低碳社會的轉型，進而完善2050的論述基礎。
綠色金融不應只是綠色債權券而已
在我國，迄今綠色金融的討論主要聚焦在所謂金融2.0的援用，以及如何支援離岸風電之開發與綠色債券之應用。但是對於綠色金融如何用在配合巴黎協定之控溫目標，並無太多的著墨。是以我國的前瞻建設雖包含了綠能、循環經濟與軌道車輛等重要的施政，但欠缺科學基礎的永續指標，顯然無法體系性的帶動低碳社會轉型，更遑論用於支持2050淨零排碳之目標了。尤其重要者，在面臨到處宣稱綠色與永續之「綠色清洗」時，負責經濟事務的歐盟理事會副主席佟布洛斯基（Vladis Dombrovskis）便指出；規則書之目的在於「協助企業與投資者知悉是否其投資與行為是真正的綠」，換言之，藉規則書能將綠色從「綠色清洗」中篩選出來。至於歐盟的金融服務委員麥克基尼斯（Mairead McGuiness）更進一步表示；「今天的新規則是財務遊戲規則的變更者」，且有助於達成歐盟2030的減碳目標所需3500億歐元透入的綠化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