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間的手段是第一層的衝擊，禁止赴韓旅遊、限制韓國影視劇演出等等，對韓國文化產業與觀光產業帶來很大的衝擊，經濟損失慘重。其次，民間的反韓情緒更為嚴重，雖視為第二層衝擊，但其延伸範圍更廣，比方說陸方很多民眾拒買韓貨，或更偏激的惡意退貨、砸貨砸車等，讓中韓對立下的衝擊更為加深。經濟損失視其次，百姓之間的交惡，是更持久、更具傷害的損失。而當這兩波衝擊未結束前，第三波衝擊，韓國民間的反反制措施就出來了，包含韓國民眾對陸方反感增加、韓國線上遊戲玩家在線上以「Taiwan NO.1」來挑釁中國玩家等等，再一次的對兩國的經濟與文化帶來衝擊。
兩岸關係新動向-重新思索在兩強之下的生存法則
從中韓兩國合作，再到中韓兩國的對立，基本上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今天開宗明義的一句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國與韓國在互動時，都是以自身利益考量，韓國與中國合作，不僅帶來極高的經濟交流的效益，中韓FTA簽署，除了不僅增加至少5萬多個就業機會，讓韓國能在20年內超過9成以上商品享有零關稅（佔中韓兩國雙邊貿易總額的8成5以上)，更幾乎讓韓國受惠規模將高達146億美元，GDP未來10年內甚有機會能成長超過1%。但當韓國利益轉向國土安全，希望進駐薩德防禦系統防禦國土時，雖並不想衝擊中韓關係，卻仍造成了中韓兩國的衝突。因為中國也因此將利益需求自經濟互惠轉向國土安全。儘管中國的限韓令與反薩德抵制措施也造成了中國的損失與傷害，但當國家在利益衝突時，仍然會選擇與衝突發對立。
因此，我方應該要思索清楚，與中國從善與交惡之間的立足點在哪裡，換言之就是合作與對立之間的分寸應該掌握在哪裡，不能說合作一定比對立好，但合作帶來的效益，總是比對立帶來的利益相較之下大一些。從利益出發點來想，台灣政策不能總是癡癡的期待，期待大陸釋放善意、期待兩岸衝突時美國會出面協調解決、期待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兩強相爭我方得利…在中美兩強之下，我方並不可能像日韓一樣有美國那種存在著盟友關係的靠山。我們既不能獲得美軍駐紮，也不可能取得美方實質助益，除了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及美軍的「防禦性」武器進口，台灣還能從美國得到什麼？再者，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小國能成功拉著遠方的大國跟著自己身邊的大國對著幹，屆時不要說是能在中美兩強間左右逢源，恐怕只是落得進退兩難。
儘管兩岸合作存有許多疑慮，最主要應是國土安全（經濟誘因的統戰）、經濟安全（過分依賴陸方）以及主權讓渡（我方主權喪失）等都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但若能制定應對政策與立法規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岸高層人員互訪等…），仍還是有合作帶來效益的可能。此外，我方與韓國相比較起來，在與陸方合作上應更具優勢，從語言到文化，從地理位置到產業的互補。應當具有相當領先的地位。因此，我方應當秉持擱置爭議、先經後政，正向的正視兩岸合作的關係，積極務實的出於根本改善與陸方互動模式（既非主從也不敵對，不統一也不獨立，堅持以合作為前提，兩岸維持現狀的默契），如此兩岸合作的效益，絕對可以超越中韓合作的效益，更可使我方有效迴避在全球經貿整合趨勢潮流下被邊緣化的困境。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