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政治就是一門溝通的藝術。溝通，除了傳達彼此的要求、想法，同時也在創造局勢。因為在溝通的同時，合作與對立、開放與閉關、創新與守舊、和平與戰爭等也相應而生。當然，正因為溝通的重要，國際政治儼然就如同19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所講的至理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There are no permanent friends or permanent enemies; there are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每個國家為了自己利益，昔日朋友也可以變成今日敵人，今日之敵人，也可變明日之朋友。彼此間為了利益而相互合作與對立。合作，不見得就是一起做什麼事情，有時候尊重彼此底線，也是一種合作。而對立，也不見得是出自本身的不喜歡或不願意而對立，有時候除了為反對而反對，或是出於利益考量，既使不討厭對方，也要與對方對立。因此，將利益套在兩岸關係上來看，假設有一光譜可以製作，光譜的左側為獨立，而光譜的右側則是統一。那麼，我方想得到最大利益就是獨立，而陸方最大利益就是在於統一。因此，在這樣驅使下，合作的最終極就是趨近於統一，而對立的最終點，則是爆發戰爭。究竟合作與對立的分寸該如何掌握，相信都是政府最為頭痛的事情，同樣也讓各政黨投其所好，彼此產生出政策差異。然而，當在權力不對稱情形之下，合作的利益絕對遠大於對立的利益，看看中韓兩國的關係，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
台韓對比
台韓彼此在許多地方都極為相似，甚至因為具有較高的相似性，而具有競爭的關係。因此，韓國常常是我方藍綠政黨常常提出用以對照台灣發展的案例與目標。下列簡單針對人口、疆域以及GDP進行一些台韓數據對比：依照2016年數據顯示，A.土地面積：台灣約3萬6千平方公里；韓國則是約10萬平方公里。B.人口：台灣約有2千3百萬左右的人口，世界排名約第55名。韓國人口則約5千萬左右，世界排名約27名。C.GDP：台灣年GDP為528,550百萬美元，全球排名第22。而韓國年GDP為1,411,246百萬美元，全球排名第11。
韓國與我方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首先，地理位置都同樣極為靠近陸方，南韓僅隔黃海、北韓與大陸相望（最近的距離不過 93 海里（仁川到威海））。我方則是僅隔台灣海峽與陸方相望（最近距離金門與小金門到廈門之間，不過6到10公里左右）。再者，韓我雙方具有較相近的氣候，相近歷史背景（同受日本殖民）。此外，在外交決策上，基本上也圍繞著中、美兩大強權思考。不僅如此，我方與韓國同樣列處亞洲四小龍之中，在產業連結與產業類型上也具有極高相似性，IT產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3C產業：Computer（電腦與周邊商品）、Communication（通訊產品）和Consumer Electronic（消費性電子產品））、醫療產業（包含醫學與生科）、紡織與石化、汽車與機械等零配件、文創產業等…而正因為這些的相近與相似，導致台韓實質上其實也是存在著極高的競爭關係。礙於重點著墨於中韓關係對比兩岸關係，因此有關其他詳盡的台韓產業競爭的內容，作者將另行撰文描述。
中韓合作
中韓之間有過很密切的長期合作，其主要奠基於兩國互動具有許多先天優勢，最主要的要素，其一在於，兩地具有絕佳的地緣位置，有利於兩國進行海陸與陸路貿易的運行，不僅如此還促進了文化與資訊的互動，讓中韓兩國的合作互動，能較中國與他國互動的更為緊密。其二，兩國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以及生活型態。韓國繼承中國的儒家文化，國內極為重視儒家的禮教規範，重視長幼有序，重視階級。因此，更可奠基在兩國交流時的親切感。其三，中韓兩國在產業上具有極佳的互補性，中國主產勞力密集型產業，而韓國主產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在這樣的差異下，產業間具有極高的互補性。可以使兩國透過互補性，進行產業升級，或透過加工後再販售，成為高附加價值產品。因此，憑藉上述至少3種先天要素，促就中韓兩國能夠關係密切。
除了先天要素之外，中韓兩國間的政治環境也基本算穩定，兩國在疆域上不但沒有激烈的領土爭議也沒有太大的歷史性糾紛（除古代的朝貢體系建立下的糾結情緒）。反而都因歷史因素而共同對日本同仇敵愾，這促使雙方文化互動與融合程度超過其他許多亞洲國家，兩國人民相互的好感度和寬容度也相對的能維持較高的穩定度。儘管兩國曾因韓國江陵端午祭申請世界文化非物質遺產時產生文化議題的不滿，但中國仍對韓國IT產品和影視劇等抱持著高度熱忱。也就是說，兩國在文化層面上的互動，也非常頻繁。依照韓國政府的智庫民調顯示，有高達6成以上（61%）的韓國人，不將中國人當作競爭對手，而是合作夥伴。而韓國也是中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以北京大學的留學生人數來看，幾乎4分之1（25%）的留學生都是來自韓國。
因此，奠基在相互信賴與合作之下，兩國度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和平與合作的穩定發展時期，當然，起源於極高相容度文化交流，兩國間的經貿發展更為密切。中韓兩過自建交以來每年都維持至少20%以上的雙邊貿易額增長，因此，2003年時，中國便已經是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韓國則是中國第3大貿易夥伴、第3大出口對象國和第2大進口來源國。兩國更於2015年簽屬中韓FTA，兩國可謂互利共生、合作無間。
中韓對立（交惡）
可惜國際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因應北韓的核試爆與飛彈試射，導致韓國於2016年2月初開始與美國協商薩德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的進駐，同年7月初，更宣布開始落實。霎時讓中國倍感威脅，儘管多次以部署薩德系統會對中國國土安全造成影響為由，勸阻韓國不要引進系統。但美韓兩國政府無視中方抗議，堅決薩德防禦系統駐韓。中國憤而提出「禁韓令」，針對韓國做出多項反制措施，不僅禁止韓國媒體及藝人演出，還針對韓國進行旅遊封鎖等措施。不僅讓中韓關係迅速跌入冰點，更激起民間相互的反感。
政府間的手段是第一層的衝擊，禁止赴韓旅遊、限制韓國影視劇演出等等，對韓國文化產業與觀光產業帶來很大的衝擊，經濟損失慘重。其次，民間的反韓情緒更為嚴重，雖視為第二層衝擊，但其延伸範圍更廣，比方說陸方很多民眾拒買韓貨，或更偏激的惡意退貨、砸貨砸車等，讓中韓對立下的衝擊更為加深。經濟損失視其次，百姓之間的交惡，是更持久、更具傷害的損失。而當這兩波衝擊未結束前，第三波衝擊，韓國民間的反反制措施就出來了，包含韓國民眾對陸方反感增加、韓國線上遊戲玩家在線上以「Taiwan NO.1」來挑釁中國玩家等等，再一次的對兩國的經濟與文化帶來衝擊。
兩岸關係新動向-重新思索在兩強之下的生存法則
從中韓兩國合作，再到中韓兩國的對立，基本上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今天開宗明義的一句話:「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國與韓國在互動時，都是以自身利益考量，韓國與中國合作，不僅帶來極高的經濟交流的效益，中韓FTA簽署，除了不僅增加至少5萬多個就業機會，讓韓國能在20年內超過9成以上商品享有零關稅（佔中韓兩國雙邊貿易總額的8成5以上)，更幾乎讓韓國受惠規模將高達146億美元，GDP未來10年內甚有機會能成長超過1%。但當韓國利益轉向國土安全，希望進駐薩德防禦系統防禦國土時，雖並不想衝擊中韓關係，卻仍造成了中韓兩國的衝突。因為中國也因此將利益需求自經濟互惠轉向國土安全。儘管中國的限韓令與反薩德抵制措施也造成了中國的損失與傷害，但當國家在利益衝突時，仍然會選擇與衝突發對立。
因此，我方應該要思索清楚，與中國從善與交惡之間的立足點在哪裡，換言之就是合作與對立之間的分寸應該掌握在哪裡，不能說合作一定比對立好，但合作帶來的效益，總是比對立帶來的利益相較之下大一些。從利益出發點來想，台灣政策不能總是癡癡的期待，期待大陸釋放善意、期待兩岸衝突時美國會出面協調解決、期待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兩強相爭我方得利…在中美兩強之下，我方並不可能像日韓一樣有美國那種存在著盟友關係的靠山。我們既不能獲得美軍駐紮，也不可能取得美方實質助益，除了美國牛肉的進口，以及美軍的「防禦性」武器進口，台灣還能從美國得到什麼？再者，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小國能成功拉著遠方的大國跟著自己身邊的大國對著幹，屆時不要說是能在中美兩強間左右逢源，恐怕只是落得進退兩難。
儘管兩岸合作存有許多疑慮，最主要應是國土安全（經濟誘因的統戰）、經濟安全（過分依賴陸方）以及主權讓渡（我方主權喪失）等都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但若能制定應對政策與立法規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岸高層人員互訪等…），仍還是有合作帶來效益的可能。此外，我方與韓國相比較起來，在與陸方合作上應更具優勢，從語言到文化，從地理位置到產業的互補。應當具有相當領先的地位。因此，我方應當秉持擱置爭議、先經後政，正向的正視兩岸合作的關係，積極務實的出於根本改善與陸方互動模式（既非主從也不敵對，不統一也不獨立，堅持以合作為前提，兩岸維持現狀的默契），如此兩岸合作的效益，絕對可以超越中韓合作的效益，更可使我方有效迴避在全球經貿整合趨勢潮流下被邊緣化的困境。
＊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