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尚且如此，何況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行為。在這次事故的肇因追查過程，檢調單位層層過濾與深入調查，全案從單純的過失致死，擴大至得標廠商東新營造涉嫌違法借牌轉包，再追至違法圍標及貪瀆包庇，全國輿論嘩然，誓言追查到底。但是，筆者的疑問是：台灣的公共工程，從偷工減料、層層轉包、借牌造假、黑道圍標到官商勾結，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了，為什麼總是要等到發生重大事故了才會有人突然想起要追查？因為那是公家事務，與我無關；因為大家都這麼做，見怪不怪；因為不要擋人財，避免招禍；因為利益共同體，與人為善就是與自己為善……，太多的因為讓我們卻步不前，但就是沒有人願意為共公利益發聲、糾舉不法行徑。近年來中央大力推動的8年8千億「前瞻計畫」，不就又是一個畫大餅和蠶食鯨吞的分贓概念嗎？各縣市首長與民代除搶食這塊大餅外，何曾有人直言諫舉其中層層疊疊的利益瓜葛，當一個不合時宜的吹哨者或唱衰的烏鴉呢？
簡言之，短視近利的鄉願文化，而且是全體國人的短視近利和鄉愿造就了整個公共政策系統的失靈。這就是為什麼每次一些有志之士向政府主管機關的長官們提出系統化的改革方案時，長官們總說「沒辦法」。因為這是結構性的問題，牽一髮動全身，整個文化的深層結構盤根錯節，極難在一時間立即改革。而這些長官們為表示自己並未尸位素餐或為了滿足民眾究責的心態，通常就會追問：系統性的問題太籠統了，請具體指出究竟是哪裡出問題了？於是在一陣交互指責的過程後，就會浮現出整個系統失靈的替罪羔羊，然後千夫所指、雷厲風行法辦之後，官員們繼續好官自為之，民眾們也求得一時心安，彷彿這個系統問題得到了解決，直到下一次的重大故事發生，這個過程又再循環一遍。每次的受懲者不同，但問題的根本卻從未真正獲得解決過。
難道真的沒辦法嗎？筆者以為：雖然深層文化極難撼動，但教育才是釜底抽薪之策，民國初年「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提倡，不就是為了改變華人「差不多」的文化陋習嗎？所謂「百年樹人」，說的不就是以教育百年之功，以逐漸蛻變一個民族習性的可能嗎？對於長官們口中的「沒辦法」，筆者唯一想到只有教育「這個辦法」，但可惜的是，現今的教育非但沒有振疲起衰之效，反而是跟隨習尚地一起沈淪。
最後，請容筆者引用在1806年普法戰爭中戰敗的德國為例，當時德國於戰敗之餘，家園殘破、百廢待舉，全國民眾亟待政府拿出富國強兵之策以救瀕危的德國，但只有時任文化部長的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 1767-1835）慧眼獨具，力主唯有以自由為基礎的學術發展和開放的大學教育，才能真正讓德國從戰敗中重新站起來，1810年他整個扭轉傳統德國高等教育的文化，首創以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發展的研究基礎，成立了近代研究型大學的先驅典範──柏林大學（即現在的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事實證明，德國果然從戰敗陰霾中崛起，終於在1871年完成德意志的統一，正式以強國之姿進入二十世紀。
德國從教育中獲得了救贖，經由教育改變了整個民族的特性，讓思想與知識成為真正驅動人民的動力和改變國家的源頭。期待明君聖主的救贖及由上而下的改革，或許能收一時之功效，但它無法真正改變深層文化的結構，唯有教育，從現在開始真正的自由思辨的教育，或許三、五十年之後，我們將不再感歎「為什麼ＸＸ能，而台灣不能？」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