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而單一地僅倚靠凱因斯的主張行事，就代表我們接受國家的角色就是為了讓帳目得到平衡，即便是要拿錢讓人去廢礦坑裡找鈔票，也應該做下去；要是遵循蘋果傳奇賈伯斯的智慧，如之前所說，那就代表國家應該在科技發展的追求上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上「毋忘初飢」。不論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針對某新的假想敵）去投資網際網路或潔淨科技，或是以氣候變遷（或也很常見的能源獨立）之名做這些投資，國家都可以運用上企業無從觸及的規模與工具（如課稅或監理）。若說企業投資新科技的主要障礙，在於商家不願意對能創造出「公益」的項目進行投資（因為這代表被創造出來的價值大宗將無法落入企業之手），那麼國家就有義務跳出來，想辦法讓這些投資轉化為日後嶄新的經濟成長。真捨不下「愚勁」的企業是活不下去的，因為他們必須針對產品開發與進入新市場等問題承擔計算過的風險。蘋果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它有能力創造新科技，而是在於它有足夠的設計力、執行力與組織力把伸手就摘得到的技術整合起來，然後成功地行銷與販售。相形之下，國家的彈性就是一項重要的資產，因為這種彈性讓國家得以真正展現「愚勁」，藉此鎖定特定的科技認真投資。誰能想到原本是希望發展來在核子戰爭中保存通訊能力的科技，最後會成為全世界找答案、聯絡人、還有做生意的首選平台嗎？多少人覺得砸百千萬美元在網際網路的發展上，是件「愚蠢」之事，各位知道嗎？
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個「系統級」的觀點，但這觀點也必須要務實，必須根據實況而非神話來理解各創新主體在風險地景內外的自身角色為何，不同角色間的連結又為何。這觀點也必須如前所述地把現有的知識落差銜接起來，來說明國家投資可以如何去觸發、影響與連結上企業組織的成長，最終我們才能倚靠企業成長來把新科技在大尺度上擴散出去。比方說，我們若以為潔淨能源科技中高度資本密集且高風險的領域可以由創投來帶領，或由小型而不具結構性的綠色投資銀行透過旁敲側擊來促成，那就太不切實際了。在潔淨能源的例子裡，光是國家願意帶頭還不夠，我們還需要國家願意持續支持嶄新與過渡科技到產業成熟為止──也就是到新科技能夠在成本與營運表現上趕上或超越現行科技（如化石燃料能源）為止。新產業的發展沿革，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私人投資傾向等到早期的高風險投資已經完成在國家手裡後，才會真正採取行動。確實，在新產業萌芽階段（暨尖端新藥等特定固有產業的發展中）把多數實際風險暨不確定性給吸收掉的，往往都是國家跟政府，但這些革命性政府投資所創造出的財務報酬，卻幾乎全進了私人的口袋。這一點固然在製藥產業中格外明顯，因納稅人出錢研發出的新藥，常常會賣到納稅人買不起的價格（Vallas et al. 2011）。同為事實的，是在高科技領域中的蘋果等業者會直接間接收取公共資金中的龐大利益在前，設法成功避稅在後（Mazzucato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