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型國家」是歷史也是未來:《打造創業型國家》選摘(4)

2021-04-28 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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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其(不同於企業的)獨特特性,所以國家才無法在創新中扮演某種「確切」而「有限」的角色(相當於在某個點上達成平衡)。若能接受這一點,那就代表我們有必要理解國家獨具的影響力範圍,還有用以評判其活動表現良窳的專屬指標。比方說,雖然投資協和號這個最常被拿來指控政府不善於挑選贏家的案例,最後確實是以失敗作收,但其實要真正去了解國家在這場努力的表現好壞,我們不應只從過於簡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去進行,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投資協和號之舉所帶來有形無形的整組外溢效應。那有沒有人真的去這麼做過呢?答案是沒有,但這似乎無礙於外界形成一個普遍的共識,那就是這筆投資一事無成。再者,我們在評估國家的各項投資時,必須要視其為跨時而長期的投資組合(Mazzucato 2015)。而同樣地,這點也還沒有人做到(所以我也將之排入了我處於現在進行式的研究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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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國家的與眾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其任務內容,而是也在於其可以用來執行任務的工具與途徑。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經典之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譯《鉅變》,1944)中,認為是國家──用主推而非旁敲側擊的方式──創造出至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市場,也就是「國家市場」(相對於在地市場與國際市場則在時間上早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經濟永遠會臣屬於國家,也會臣服於國家的變化。因此相對癡心妄想著只要我們「放市場一馬」,「市場」就會替我們把世界管理到最好,主政者必須學著去善用各種工具與途徑去形塑市場、創造市場──讓原本不會發生,但我們希望它能發生的事情發生。而這也就代表我們需要成長在符合「智慧」意涵之餘,也能在「普惠」與「永續」的表現上有所兼具。

當然,我們也不宜對政府特殊之處的能力有過於浪漫的幻想。國家會因為害怕蘇聯的核彈攻擊,害怕佛羅里達州會沉下去,或害怕石油用盡,而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像是用國家的能力去印鈔票,然後冒險將之浪費在犯蠢的發想或解決方案上,比如打仗。另一方面,國家可以動員廣大的社會知識網與商業能力去恣意妄為──因為他們知道不論如何,稅金都會不斷地流進國庫,畢竟話說到底國家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強制力量──而我們必須要透過政府組織分立與定期改選來加以制衡。如安迪.史忒靈(2014)不久前所言:「貧窮、國民健康問題、環境破壞等需要創新去解決的挑戰愈大,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性就愈大。」問題不在如何「挑選贏家」──挑選贏家無論如何,都會是一個被不確定性所壟罩,公、私與第三部門都無論如何逃不掉的困境。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廣泛集社會各界之力建立起一個良性而正面的環境,然後在這個環境裡去共同議定「贏」到底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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