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衡寰宇，我們耳聞的盡是國家理應力行精簡，為危機後的復甦創造條件。這當中的假設是讓國家在後座待著，我們就能順利為私部門解除創業精神與創新能力的封印。媒體、產業界與主張「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的政治人物都會像看到有槍可以撿一樣，利用這種對自己有利的反差，讓活躍、創新、有競爭力、閃耀革命色彩的私部門，對比遲滯、官僚、充滿惰性而「礙事」的公部門，藉此形成一種簡單的二分法。這種風向不知已經被帶多少遍，以至於許多人已經接受這是一種「常識」。由此甚至很多人相信關於2007年的金融危機，乃至於情勢急轉直下後的全面經濟危機，這筆帳得算在政府債務，而非私部門中「金字塔債務結構」的頭上。所謂金字塔，其實也就是不斷找下線的「老鼠會」行為。
另外，語言的力量也不容小覷。在2011年的3月，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承諾要與政府中的「企業之敵」宣戰，他指的是「政府部門中的大小官僚」（Wheeler 2011）。這樣的發言，是配合英國政府當時的「大社會」（Big Society）執政主題。具體而言，「大社會」政策是要把提供各種公共服務的責任由國家身上移開，然後交到獨立自主或透過第三產業來集體作業的個人手上──理由是這種免於國家影響力的「自由」，可以強化公共服務的體質。這當中使用的語言，包括所謂的「自由學校」（free school，相當於美國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相同處是皆為公辦民營，具有準體制外的色彩），暗示著讓學校獲得免於國家重手干預的自由，就可以達到讓學生覺得上學有趣，校務推行更有效率的效果。
放眼全球，公共服務被「外包」給私部門的比例愈來愈高，最常被搬出來的理由就是這種「效率說」。但其實只要外包出去後，就鮮少有人會仔細檢視這麼做究竟省下了多少──更別說「品管」這一環付之闕如，後續的成本也高得離譜。近年有一項醜聞是2012年倫敦奧運的維安工作外包給一家士瑞克保全集團（G4S）的業者，但該公司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擔負此重責大任。最後士瑞克果然開了天窗，逼得英國政府叫英軍來代打，以確保倫敦奧運期間的治安無虞。事後士瑞克的主事者被「訓誡」了一番，但直到今天，這家公司仍舊在大賺其錢，而外包增加的趨勢也沒有改變。某些對外包說不的案例，像是英國廣播公司（BBC）選擇在內部自建網路廣播平台iPlayer，則確保了BBC仍舊是一個具有活力與新意的組織，並能藉此持續吸引頂尖人才，維持其在廣播與電視兩方面的高度市占率──這在不少國家是各公廣集團只能夢想的事情。 （相關報導： 全台首座5G智慧工廠亮相！台達電看好產能、業績衝高，力拚廠區5年全面升級 ｜ 更多文章 ）
這種把國家視為企業之敵的看法，也是一個常被知名商業媒體所援引的觀點。像《經濟學人》就經常說政府是「霍布斯流的利維坦巨獸」（Hobbesian Leviathan），最好是能夠待在車後頭（Economist 2011a）。該刊物提出的經濟成長藥方，包括政府應該專注於創造更自由的市場，以及讓創意得以茁壯的環境，而不要太想自己去主導什麼事情（Economist 2012）。而在一份以綠色革命為題的特刊裡，《經濟學人》更是挑明地說出了本章開頭的那段引言，亦即政府應該「謹守基本的本分」，像是辦教育、做研究，然後把其他的事情交給「革命分子」──也就是民間企業──去操心。但一如我們會在第四到第八章所談到的，這種革命的靈魂其實反而很難在私部門中看到，由此真正得去高風險領域冒險犯難的，其實是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