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科技產業中的一個個實例，常被援引解釋何以我們需要少一點國家介入與多一點市場運作：這一派認為讓局面稍微倒向市場那一邊，歐洲版的谷歌就會自然而然誕生。但請問有多少人知道讓谷歌爆紅的演算法出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公家補助（Battelle 2005）？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創投介入前就為生技產業打好基礎的「分子抗體」，其實是由屬於公部門的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實驗室所發現？有多少人意會到眾多最創新的美國年輕公司都領過公家創投如SBIR計畫而非私人創投的錢？
這些案例，提供了我們寶貴的教訓。因著這些案例，所以我們的討論格局不能僅限於由政府來扮演刺激需求的角色，也不能只是擔心著如何「挑選贏家」。應該要主張，我們需要一個有方向、主動積極，且具有創業精神的政府，一個有能力承擔風險，有能力將各經濟主體整合成高度網絡化的系統，進而集私部門的菁英力量來在中長期創造國家與國民公益的政府。出任帶頭的投資者，扮演催化劑來啟動經濟主體網絡化，進而讓產業知識得以散播出去的，本來就是國家。作為知識經濟的創造者，而不只是知識經濟的輔助者，國家原本就有這樣的能力，也早已不缺這方面的實績。
我們需要由國家來發動創業的主張，並不是什麼「新」的產業政策，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在運作的。弗列德．布拉克（Fred Block）與馬修．凱勒（Matthew Keller）（Block and Keller; 2011, 95）解釋得很好，國家對於產業運作的指揮若定，始終被「隱藏起來」，而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右派保守人士的反彈。政府在電腦、網路、醫藥生技、奈米科技與新興綠色科技等產業發展史上的樞紐角色，早已不乏有目共睹的證據。在這種種案例當中，國家都展現出敢於思考的勇氣。即便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國家還是敢於思量那不可能的選項：創造新的科技商機；率先投入第一筆必要的大額投資；推動去中心化的經濟主體網絡來執行具有風險的研究；最終讓產業發展與商業化的流程以銳不可擋之勢，如火如荼地展開。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打造創業型國家》一書，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益學院（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她先後取得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她曾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的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擔任過雷金納德‧摩西‧菲利浦斯講座教授（R. M. Phillips Professorial Chair），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