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刺的是，國家既無法主張自身的立場，也無法用他們確實選對的贏家（從網際網路到蘋果電腦）來為自己辯護，而這也讓他們更容易因為像超音速運輸計畫等偶爾的失敗而被砲轟。更糟糕的是，政府每次被罵都會變得更加軟弱，更加怯懦，更容易被尋求公共資源來作為私用的遊說團體脅持，或者被像鸚鵡般的名嘴拿來當成反例，到處宣揚經濟動能起源於何處的各種迷思。
1970年代，資本利得稅在美國創投業代表的遊說之下大幅降低（Lazonick 2009,73）。遊說團體向政府說創投家資助了網路與初出茅廬的半導體業，並說沒有創投就沒有創新。也就是說，同一批主體先是享受了政府大手筆投資的達康（dot.com）革命浪潮，得到利益之後又成功說服政府替他們減稅。這過程就等於政府用來資助創新的金庫，很諷刺地被靠公共創新起家的人給掏空。
再者，因為對自己的角色扮演失去信心，政府愈來愈容易被關於創新與創業精神從何而來的迷思給綁架。大藥廠會嘗試說服政府自己受限太多的國家監理與繁文縟節，但同時間他們又不能少了由政府出資進行的研發工作。中小企業的組織也在各國說服了政府說他們集體獲得的資助不足。但其實在許多國家裡，中小企業獲得的公家資源還多過警察！但他們卻沒有創造出相應的就業機會與創新來合理化這些公家資助（Hughes 2008; Storey 2006）。要是國家能更理解是自身的投資帶動了谷歌、蘋果與康柏電腦等頂尖企業的崛起，那政府或許就更能有自信為自己說兩句話。
但國家本身並不具備稱職的行銷與公關部門。想像一下若歐巴馬總統能讓民眾知道美國政府在眾多尖端新藥的研發上投注了多少資金（第三章會談到），那他在為健保法案奮戰時的結果會多不一樣。這並不是說政府得進行什麼政令宣導，而是國家應該要提升民眾對科技發展史的認知。在醫療上，國家一路以來所做的事情不是插手干預，而是主導創造與創新。但很遺憾的是流傳在外而被眾人買單的說法，卻是大藥廠在創新，公部門在干預。把這段（複雜的）歷史釐清，讓黑白能夠分明，有很多種層面的重要性。比方說現行的藥品不論有沒有收取政府的補貼，都賣得非常貴，但這高藥價又被藥業以「研發成本高昂」的說詞順利合理化。讓真相得見天日不但有助於政府將政策設計得更好，也有利於市場體系運作得更順暢。
強調國家是具有創業能力的主體，自然不是為了要否定私部門的創業活動，畢竟像谷歌之屬的公司就曾經以新興公司之姿為新產業提供動能與衝勁，而私人創投也是民間重要的投資資金來源。問題是，我們不可以讓創業成為私部門的禁臠，不能讓創業故事裡的所有戲分都被私部門壟斷。矽谷與生技產業的崛起的功勞，分別被歸給了才華洋溢如臉書的小型高科技公司，以及駐於美國波士頓或英國劍橋的小型科技公司大軍。另外像歐洲之所以會在經濟發展上落於美國之後，也常被說是因為歐洲的創投產業沒有美國發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