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社會，從一九七○年代以來，知識人也出現了不斷邊緣化的現象。英國學者斯諾寫過一本《兩種文化》，指出從事人文學科的知識人與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人彷彿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相互之間根本沒有聯繫，老死不相往來。事實上他已經最先看到了知識界不斷專業化的趨勢。另一位學者彼特。瓦特生（Waltson）在《現代心靈》（二○○一）一書中則認為公共知識人來自於自然科學，事實上也反映了專業化的情況。總之，隨著社會空間的增大，知識專業的不斷深化，大學生都局限在自己的專業裡，知識人在現代活動中已經不起重要作用了。在西方，知識人相對起作用的兩個領域是新聞和律師行業，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是受到法律保護的。這也不是說，現在知識人在其他方面都不起作用了，而只是說，現在知識人沒有以前那種「一呼百應」的影響作用了。但作為具體的知識人，我們還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和道德品格，做自己能夠做的事情，在自己的領域裡對社會作出貢獻。
． 近年來美國政治也有走向極端化的趨勢，但是正像哈佛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只要擁有一種「重疊的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那麼各種看似政見極端不同的政黨仍然可以凝聚在一起，保護共同的制度和價值。因為他們都共同信奉自由、平等、人的尊嚴、憲法神聖這類共同的價值。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在一個多元價值社會中追尋基本價值，避免價值虛無的方法就是「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也就是從普世價值出發保護做人的基本道德和尊嚴，歸根結柢，所謂普世價值就是保障做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只要守住這個底線，中西知識人最終都會走出自己所處的困境。
＊作者傅鏗，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現為旅美自由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知識人的黎明》（允晨）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