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不太不喜歡用「知識分子」一詞，因為這個詞充滿了革命火藥味，會使人聯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動分子」，所以宣導用「知識人」一詞來概括受過大學教育，以傳播知識和闡釋知識為職業的階層；它的前身就是中國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階層。
． 「知識人」一詞最早是從日本傳播到中國的，也就是說是日本人對「Intellectual」一詞的譯法。同樣，在上世紀初，中國人還從日文中借用了許多其他的翻譯用語，比如像「哲學」、「國粹」和「國學」等等。西方的很多概念不能準確地描述中國古代的歷史事實。比如中國古代就恐怕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因為中國知識人直到佛教傳入之前，基本上就不關心「形而上」的學問，沒有西方那樣的形而上學。就是像王國維和梁啟超等人的學問，恐怕稱之為「國學」更為合適。
． 但是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種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的知識人傳統。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作為知識人的士便關心國家大事。他們不太關心「六合之外」的形而上學問題，而是關懷人間的人文現象。關心形而上學一直要到佛教傳到中國之後才開始；宋明的理學家才關心形而上學。中國知識人的特點是人間性，他們的學問「以人為中心」。但我們也不能套用西方的「人文主義」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儒學，心學或理學。許多西方的概念應用到中國要經過修正。許多中國的人文現實是中國特有的，用西方的概念無法表達。中國古代也沒有西方那樣的神學和宗教。西方的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的；但中國知識人則像莊子那樣採取「存六合之外不問」的態度，知道有一個超越於人間的世界，但是存而不問，因為講不清楚。中國人也敬天，但和西方人崇拜上帝是不同的。中國知識人講人心之學，把所有事物都收到心裡，講「內聖」，所以是心學和理學，認為讀書的人明理，從而能夠治理天下。因此「內聖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成了中國士大夫事業和人生理想。
二、獨特的科舉制度
余先生繼續說：
． 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觀念引導下，中國在西元前一四○年就建立了一種「太學」制度，經過考試選拔，啟用優秀的讀書人在中央做官，差一點的派到地方做官，從而把治理國家的任務交給了知識上的精英分子。這種制度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的。從「太學」開始的制度以後就演化成了科舉考試制度。這種考試也講究知識人的道德品質，如孝順、賢良等；認為讀書人應當有道德責任，從而在治理百姓時不會過分自私（所謂「天下為公」）。這就是以「士大夫」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人一直流傳下來的「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當時的知識人經過科舉選拔以後直接就進入了權力的中心。唐朝的時候一年才幾十個進士，整個唐朝三百年加起來也不過幾千個進士。到了西元十一世紀的北宋時期，二，三十年裡便產生了幾千個進士。宋朝以前法律規定商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是因為商人的利益不局限於他們家鄉的地方利益，不像農人那樣代表地方的利益。宋朝以後商人的勢力逐漸壯大。王安石變法後商人也可以參加科舉了。到宋朝時每年的進士名額固定了下來，一直到清朝每年基本上是三百多人，最多時達五百人。到明清時期還產生了幕僚制度，那是一批法律和稅務等方面的專家，他們在判刑、判例和稅收等方面做參謀，供那些年紀輕輕就做了官的進士們聘用。士本來是農家出身，但士的競爭相當激烈，十個人差不多取一個，而從商的成功機會更大一些。到宋朝社會空間突然加大了，商人也有關心國家大事的，也推動文化。宋以後讀書考試也更加花錢，所以有很多商人參加科舉，中進士；而且商人有特別名額，商人也成為國家收入來源，大戶出錢支持讀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