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朝野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一個真正依法而治的責任政府從何著手？筆者在這裡不妨發表一些「大膽」的設想。 首先是國家預算透明化，也就是說國家預算需經由一個真正的民意機構的審核。責任政府的一個最基本原則是「沒有代表通過，就不能徵稅」（No representation， no taxation）。當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必須經過改革而成為一種常設的立法機構，對國家預算在內的重大國事制定法律議案。一個民族的統治階級的素養、膽識和遠見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托克維爾論及路易十六實行的三心兩意社會經濟改革的文字至今讀來仍然令人震聾發聵：當時法國人「所想望的與其說是確認『人的權利』，還不如說是對既存體制的改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氣度魄力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
結語
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指出：就統治的人口、地域和國民產值比例三項指標來看，西方國家的霸權在一九二○年達到了其頂點；作為一個中學教師，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當年寫的《西方的沒落》（一九一八年）可謂是一本相當敏銳的報信之作。西方相對國力的衰退已經持續了一百年，但是就福山所說的法治和責任政府來說，至少是現在來看，世界任何地方還沒有看到對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挑戰。阿瑪特雅·森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稱之為世界上「首選的政治制度」（The Default Political System）；福山在〈歷史的未來〉一文中則將自由民主制稱為「首選的意識形態」。也許這也就是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的底蘊，即現代世界歷史不過是逐步實現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那些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的過程。但是福山也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制也面臨著自身內部的挑戰：財富的兩極分化造成中產階級力量日益縮小，民主政治越益受到金錢的控制。歷史的反諷就在於，只有到資本主義出現一個像上世紀三○年代那樣的深重危機，各種社會力量的組合才有可能突破當前政治衰敗的局面。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似乎就是在為未來的自由政體的宏大敘事做一番理論準備。
＊作者傅鏗，曾任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現為旅美自由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知識人的黎明》（允晨）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