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過法治的傳統，中國大陸至今都缺乏一個真正的立法機構，長官意志代替了作為人民意志表現的法律。作為長官意志的「法律」缺乏威權：法律常常是得不到認真的強制執行，而成為一種走過場的表演：上海的地鐵站至今都設立了安檢口，但安檢卻只是一種走過場的形式化表演，而不是法律的強制化執行；高速公路上也從來看不到警察執法。中國警察的威權也遠遠弱於西方國家。中國的法治建設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建設一種真正的依法而治的社會不僅取決於政府，而更加重要的是取決於社會民眾的習俗、信仰、行為習慣和道德觀念，取決於民眾對於什麼是「正當與不正當」基本觀念，和不經過理性思考便做出的慣常行為。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公安至今都會把未經審判的嫌疑犯五花大綁集中在公共場所遊街示眾的做法，就是出於執法人員從道德上感到這是「正當」的做法。
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無疑存在著「拉美化」的危險：出現政治統治在軍事強人和不穩定的「責任政府」之間交替循環，財富則是高度的兩極分化。同時政府保護的首先是那些大家族世襲的特權利益，富人通過各種方式逃稅，稅收的負擔落在中產階級身上；選擇性執法則造成普遍的有法不依，社會下層民眾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從而出現種種哈佛大學印度裔經濟學家阿瑪特雅·森（Amartya Sen）在《正義的理念》中所說的「明顯的非義」（Manifest Injustice）。用福山的術語來說，當前中國種種駭人聽聞的腐敗正是政治體制重新陷入家族化怪圈的一種表現，必然會導致政治衰敗。社會一部份盤根錯節的上層利益集團為其自身的既有利益很可能違背整個社會的利益而阻止必要的體制改革，就像法國大革命前以地租為生（Rent-Seeker）的貴族階層那樣，從而造成一個最後非得通過暴力來解決的社會危機。福山寫道：「君主統治會非常樂意於徹底廢除世襲的官爵，而且在它滅亡之前一直試圖這樣做。但是官爵持有人則除了自身之外鮮有同情之心。因為這種制度深度包含著他們的個人利益，他們不能容忍改革的想法。」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革命前法國社會貴族階層與第三等級的離心力正是由於國王所推行的「家族化」（即國家職位世襲化）政策所造成的。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著名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在給一九九八年芝加哥大學英文版《舊體制與大革命》寫的導言中引用了托克維爾一份手稿中的話說：「不是專制統治，而正是家長制（Paternalism）培育了我們的本性。自由可以在前者生根成長，但不能在後者誕生或發展。前者可能創造自由的民族，後者則只能產生奴性的和革命的民眾。」傅勒並把舊體制下的君主統治稱為「家長制的中央集權科層制」。總之，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君主推行的貴族免予稅收和國家公開賣官鬻爵的措施造成了國家官方職位的世襲化，從而成為導致法國革命的最重要社會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