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由於社會固有矛盾，加上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香港爆發了戰後英治時期最長、規模最大的社會動亂，社會上一般稱“六七暴動”，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當年不少香港左派群眾抱著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然而，其間有些做法引起許多市民對左派的不滿，致使香港左派在其後相當長時間裡都被貼上負面的標籤。
這段敘述耐人尋味。一方面，作者不敢全面肯定由北京策動的“六七暴動”，遂將其罪過統統推到「文革極左思潮」身上，就像鄧小平將「四人幫」打成文革的罪魁禍首而放過真兇毛澤東，這是捨卒保帥的伎倆。
香港已符合「去民主化」四跡象
另一方面，作者隱瞞了「六七暴動」期間的若干恐怖主義暴行，如暴徒殘酷殺害媒體人林彬，就連金庸也被列入暗殺名單。中共就是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恐怖組織。
對歷史的篡改，是香港「去民主化」的重要環節。香港「脫英入中」，就是去除英國留下的尚未完成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寶貴遺產，而歸入中國越來越凝固化的專制、獨裁、暴政的「中國模式」。
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社會學之父」的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民主》一書中指出，「去民主化」（或曰民主倒退）有4個標誌：第一，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第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追究其責任並提出替代現政權的能力；第三、法治對政府即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第四、政府製造或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4個跡象都在香港出現了。在這一大背景下，《香港志》的出現絕非偶然，此後還會有更多「怪物」蜂擁而來。香港人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對歐洲的未來發出這樣的預言：「如果在未來的歲月裡，我們還想知道為何在奧斯維辛的焚屍爐上重建歐洲曾經如此重要，那麼只有歷史才能幫助我們回想起來。如果歐洲的過去還要為歐洲的現在提供勸誡和教育意義的話，那麼歷史應該在今後每一代人中得以傳承下去。」同樣的道理，香港人應當了解的，是《香港志》中空缺的、從「六七暴動」到「逆權運動」的真相。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