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近現代史學敘事，其核心內涵是自由民主的發展史，從伯克、阿克頓、托克維爾到丘吉爾、布爾斯廷、保羅·約翰遜等史家，無不如此。他們的歷史書寫，記錄了民主自由如何一步步戰勝獨裁暴政，人類如何走出幽暗、迎向光明。
而中國的包括地方志在內的歷史敘事，本質上都是「資治通鑒」，即歷史研究為統治者服務。中共為了讓香港的歷史學者放棄作為歷史學志業的「求真意志」，不惜投入巨資，用變相收買的方式，使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有錢能使鬼推磨」。
而能夠與之抗衡的方式，就是凝聚民間力量與智慧，像徐承恩那樣「我是香港人，我寫香港史」——自認為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的徐承恩，以一己之力完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為的就是要抗衡香港人缺席的主流史觀，並確立香港國族的歷史地位。如果有十個徐承恩、一百個徐承恩挺身而出，在這個歷史敘事的「佔中」戰場上，香港人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篡改「六四屠殺」歷史強化洗腦
1989年3月23日上午，六四屠殺前夕，時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在會見烏幹達總統穆塞韋尼時指出：「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鄧小平說的重點不是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夠，而是對師生的「洗腦」不夠——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都趨於「自由化」，鄧認為這是學潮爆發的根本原因。
六四開槍殺人之後，中共大大加強意識形態控制，其中之一就是教科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的書寫。篡改歷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比如，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的定性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是「十年浩劫」；但進入習近平時代，教科書對文革的定位則變成了「在艱苦的探索中走了彎路」。
又如，在中共官方的歷史敘述中，六四不是屠殺，而是一波三折地變得舉重若輕：先是「反革命暴亂」，然後是「動亂」，再以後是「政治風波」。不僅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的名字統統不見了，就連風光一時的「共和國衛隊」烈士們也銷聲匿跡了。
《香港志》當然緊跟《北京志》，《香港志》中將六四屠城事件寫成了「北京發生六四事件」。從這個小小的細節中就可以認定，這是一本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爛書」。
相比於對六四的描述，我更關心《香港志》對「六七暴動」的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