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二戰期間，日本仿傚荷蘭統治者，透過民間組織，走入群眾，以鞏固其管治。於此時期，日本招攬蘇卡諾（Sukarno）與哈達（Hatta）等著名印尼族主義運動領袖，以嘗試將印尼民族主義力量為己所用，將之變為能夠正當化外來統治的工具。二戰後，蘇卡諾等民族主義領袖宣布印尼共和國獨立，並沿用日治時代管治模式（包括其軍事管理架構）建國。
在泰國案例之中，民族主義論述的迷思更為明顯。從20世紀初至二戰後，一眾外力都認為，介入泰國政事的機會成本偏高，這為泰國主權國家及早成形創造了空間。
泰國甚至是在英法2國技術支援下，開設軍政部門，建立新的現代化中央軍隊， 並由此瓦解境內敵對地方勢力，進而鞏固中央政府權威。在此脈絡下，於20世紀初，泰王拉瑪6世以國家力量利用傳媒與教育系統，建構境內民族主義意識，「國家―宗教―國王」三為一體進而成為泰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
帝國與民族國家是一體兩面？
可以說，於泰國建國歷程中，民族主義意識之建構與傳播， 其實是在外力支援下，泰國權力精英用以集權的產物。
第三，在歷史之中，主權國家並非唯一政體形態，以主權國家方式建國，並非完美無瑕。《建國與國際政治》書內第1章比較歷史中各類國家形態的圖表相當精彩。
按莊嘉穎的梳理，地方政體形態可概分為帝國、城邦、附庸國、邦聯、城邦聯盟、主權國家、殖民地等類別，不同政體形態的領土自主度、外部自治度、中央集權度各異，這為我們的國家想像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思考框架。
民族主義者總會認為，帝國與以民族國家姿態示人的主權國家相對立，前者象徵邪惡，後者象徵正義。但我在年前出版的《港英時代》增修版新終章〈從全球史視野看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已指出，這種概念二分並不嚴謹，近年各國域內分離主義運動此起彼落，更能印證這一點。
從全球史角度看，帝國與民族國家其實有一體兩面之關係，帝國擴張其實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內置環節，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中國等案例皆如此，何謂帝國領地，何謂國家領土， 當中界線其實非常模糊。例如原為英國一部分的愛爾蘭，其管治方式成為後來的印度殖民管治模式之原型；曾被認定為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向來被法國官員視為「法國的延伸」；也有學者以新疆為例，將中國視為「民族帝國」而非「民族國家」。
可以說，帝國是否真正意味邪惡，其實視乎被預設象徵正義的「民族國家」如何建國，從中我們應當反思「主權國家」這種政體形態有何潛在缺陷，為何如此，以及我們如何能從歷史中各類政體形態得到靈感，思考如何彌補主權國家的缺陷。
主權國家與日常生活
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以研究國家權力聞名於世。按他的梳理，國家以各種論述與知識，建構民眾的「生活常識」，進而將國家權力延伸至每一個角落。在2020年全球疫情期間，傅柯的觀點變得更具啟發性。由此角度看，對每一位公民而言，何謂「國家」其實是很在地的問題，《建國與國際政治》其實是每位公民皆需認真閱讀的讀本。
＊作者為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本文摘錄自：《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莊嘉穎著、鄺健銘譯，由台灣季風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