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觀點：這時候，還有人記得「開放政府」嗎？「不過他（馬英九）舉例，他初中念的是北市第一志願大安初中，國中化之後，好國中變多，大安國中還是很好，招生都額滿。從這個經驗推論…」（中廣新聞，2012.03.25） 說到人民的「有感度」，在馬英九政府上任六年來各項施政中，十二年國教絕對名列前茅，只是惡感遠遠多於好感。讓人玩味的，是馬英九在促銷以「全面免試、全面免費、多元適性、就近入學」為號召的國教政策時，還不忘強調自己初中唸的是第一志願。各種奇妙轉折是馬英九的日常，大安初中也因這位校友，而終於在快五十年後超越了大同初中。當然，十二年國教政策會如此荒腔走板，馬英九的求學歷程只是花絮，關鍵在於馬英九與他的團隊嚴重缺乏政策規劃與執行能力，而此種能力的低落，又與主事者的風格及眼界環環相扣。雖然國民黨能夠再次執政，基層公務員的選票擁戴是重要因素，但馬團隊的核心始終不信任那些真的能稱上技術官僚的中高階文官。馬核心始終以一種民主社會難以想像的態度，將民進黨的八年視為「亂政」，也因此認定接近政務的技術官僚已經「被污染」。教育部雖然是政治態度極度保守的部會（特別相較於經濟部或衛福部），但基於民進黨曾以此發動教育改革，教育官員自然也不為層峰所喜。所以，我們只會看到總統以下的各級官員，不斷援引空一格蔣總統的九年國教「德政」，而也在這種認知裡，十二年國教成了「高中職的國中化」，讓十二年國教紛擾不休的「全面免試」與「消滅明星學校」，正是在這種貧乏且缺乏論證的過程中被「偷渡」進了十二年國教裡，甚至喧賓奪主地成了政策的主軸。結果便是三流政策制定者想盡辦法「防堵」，卻害慘了不相干人等。其實，不需要對各國制度進行徹底詳盡的調查，也不需要趕時髦引用芬蘭1970年代開始各項教育改革的經驗，民進黨執政從2003開始，教育部下設的國家教育研究院便在黃榮村部長的指示下，用兩年的時間研擬了目標明確、政策工具完善的十二年國教規劃案。然而馬政府「倉促」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卻連這種起碼的文獻回顧分析都沒做。國教院方案的最大優點，在於兼顧了學校與學習形態的多元性。「多元適性」與「就近入學」始終都是好事，但在資源配置的先決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出現「適合所有人的社區學校」。所以，在國教院的方案中，採取的是十五個「大學區」（針對所謂「明星學校」與技職）和四十五個採用登記分發的「中學區」交錯分配的方式。而在考生人數因此降低後，傳統「明星學校」的測驗形式將能更多元而細緻，也才有餘裕為報考技職學校的學生進行深入的性向分析，卻又能全面提供就近入學機會。只是，國教院方案除了「顏色不對」，還面臨不同利益團體從相反方向發動的攻擊。媒體上較為活躍的，是平常在教育部吵吵鬧鬧、遇到「外人」卻總團結一致的全國家長團體聯盟－振鐸學會－全國教師會「三位一體」，他們咬定國教院方案代表「明星學校體制化」；在另外一邊，某些以特定學校為基地、把持地方教育局的教育行政人員（比如以某間非三志願傳統名校為根據地的集團，便長期把持台北市校長遴選），則憂慮此方案將削弱他們的影響力。處理不同的意見，本來就是政府的角色，否則只需要「（被）統治」，而不再有嚴格意義下的政治。遺憾的是，馬政府對政策細節興趣有限，只想演場漂亮的媒體秀。所以我們會看到吳清基擔任教育部長時，拿出委託某國立高中校長進行的研究，宣揚「明星高中無用論」（雖然不論立場為何，任何有起碼社會科學訓練的人，都該看得出那份研究根本是套套邏輯）、會看到教育部與更高層忙著與「教團三位一體」一起玩放話遊戲，而不是民主社會的討論與妥協。 話說回來，不願作政策研究、沒有文獻回顧的，也並不只有馬政府。2006年台北市長選舉時，謝長廷總是親自參與政策研擬，並因此能以前行政院長的經驗，指出國教院的方案可以優先在台北推動，但凡事都推給「開放政府」、「全民參與」，最近認為上禮儀課比較重要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卻好像不知道這些事情似的，在全國教師會前理事長吳忠泰陪同背書下，宣佈他的十二年國教主張。「柯Ｐ新政」的高中教育主張是「均優質化高中職」。然而，到底什麼是「均優質」？民進黨作為全國性的在野黨，在基層反彈與「教團三位一體」的壓力間，提出「均優質」是理性選擇下的緩兵之計，許多非都會區也確實面臨學校數目、合格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缺乏的窘境。但在面積小、學校多、資源豐的台北市，只提著重公共資源分配的均優質化，至少就市立高中職來說，毫無意義可言！台北市立的高中職在師資等軟體資源差距有限，政府提供資源的差距，反而集中在設備、師生比與活動空間等硬體，真要算起來的話，在歷史因素（「反攻大陸」期間不大規模增設高中，以致於學生數倍於日治空間規劃）下嚴重超收的各「傳統名校」，反而成了優質化該補助的對象，這顯然與柯Ｐ提出政策的初衷，相去甚遠。然而，背書的「教團三位一體」在掌握權力外，又豈在乎過政策成敗？ 「教團三位一體」中，一個社會意識極其保守，對於多元教學或性別平等始終持有負面意見，卻以為喊喊免試就是進步改革；另一個其實是一人組織，與國民黨的某大姐頭關係匪淺；最後一個是當中唯一號稱有動員力的，但展現動員力的方式就是反對陳水扁執政時的「十八趴改革」。這些人能影響政治，靠得是我國媒體生態需要即時評論，於是他們與承受截稿壓力的教育記者互利共生，但相信他們真的代表任何改革，可就誤會大了。 其實，十二年國教發展至今，在母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短期內難以改變下，下一任地方首長不管高談何種理念，必然得決斷的是教育部的「特招改革三方案」。在制度設計錯誤導致第一年亂局的驚嚇後，五都幾乎不分藍綠地選擇「甲案」（會考「一試二用」）。「甲案」當然不會有今年的不確定性，因為它對高分學生根本是聯考（還不是基測）復辟，卻也給了曾與蔣偉寧合謀的「教團三位一體」一個「廢除特招」的下台階。柯Ｐ、連勝文與馮光遠都該講清楚，自己贊成「（真正有特色的）特招」？或者選擇「一試二用」這個「主張免試的教團支持的實質聯考」？有什麼其他的主張？這個問題急迫，而且沒有任何迴避空間。如果連沒有民意基礎（總想著要技術性要排除或許保守但真實存在的一般家長參與十二年國教討論的機會）的「教團三位一體」都應付不了，又怎能處理龐雜市政？又怎是真正相信公民參與？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不是人們眼中維護菁英利益的人，但他卻無數次表達他對倫敦聖馬麗勒本文理中學（St.MaryleboneGrammarSchool）的懷念、對他的母校因為教條主義被廢除的質疑。正因為社會是多元的，高級中等教育也該是多樣的，不是把如全國各地孔廟附近學校都自稱跳八佾舞那樣就叫學校特色。真正的多元，是比如所謂菁英教育中博雅教育的提倡、測驗的分散化與自選化、第二外語課程的普及、社區高中可及性的提高、技職教育的模組化。這些改革以台北市的資源也足以領先全國推行，只差在市長是有政策能力，或者跟馬英九一樣，把政策細瑣化後各個作民調，最後湊起來災難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