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主〉（The Redeemer）是薩松1915年在前線寫的第一首詩，但1916年3月重寫過。詩中呈現從軍經驗帶來的孤立感，以及士兵與平民間的隔閡。他寫道：當「平靜的凡人」（peaceful folk）床上酣睡之時，軍人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詩中比喻士兵有如救主，為了保護英格蘭與人民的安穩，願意犧牲一己性命。最後一句（Mumbling: ‘O Christ Almighty, now I’m stuck!’）常讓作品被歸類為反戰詩，但也有觀點認為，詩作仍然肯定軍人保家衛國的使命。
恐怖的甜美榮光〈Dulce et Decorum Est〉
反戰詩人代表人物威爾弗雷德•歐文，出生於英格蘭施洛普郡（Shropshire），他的參戰經驗，讓詩作深具震懾感與現實性，作品刻劃一戰士兵的戰壕生活，以及他們面臨毒氣攻擊的恐懼。
戰前，歐文在法國擔任法語及英語教師，開戰發後返國從軍。但戰場上的精神創傷，讓歐文罹患彈震症及精神衰弱。1917年，在愛丁堡奎葛洛卡戰時醫院休養期間，他結識了亦師亦友的詩人薩松與當地藝文人士。
歐文大部分重要詩作，在1918年8月回到法國前線前的這段時間寫成，可惜他重返戰場後，11月便不幸犧牲，得年僅25歲。
寫於1917年的〈甜美且光榮〉（Dulce et Decorum Est），描述英國士兵遭到氯氣攻擊的場景，與1名來不及戴上防毒面罩的同袍的恐怖遭遇。詩末結論，任何親身見證戰爭的人，都很難重述那句愛國的陳腔濫調：為國犧牲既甜美又光榮。
這類作品雖是後人理解戰壕苦痛的主流聲音，但當時詩人對戰爭抱持的恐懼及遺憾態度，未能受到今天這般重視。60年代反戰思潮中，這些作品重新被發掘、利用，80年代以後，歐文逐漸成為最具代表的一戰詩人。部分學者提醒，即使詩作可能啟發自歐文親身經驗，依然是藝術作品，而非自傳紀錄，不能代表一戰士兵的總體經歷及感受。
擁戰、反戰非絕對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英國文學講師達斯（Santanu Das）認為，戰爭詩是藝術與政治的結合；最好的戰爭詩，時常不會清楚地落於擁戰／反戰的絕對二分範疇，而會引領讀者探索更加基礎的問題。時值一戰百年，正是重新檢視一戰戰爭詩的研究及閱讀意義的時機。
除了以往熟悉的反戰派詩人，澳洲、加拿大、印度等地發表的詩作也值得研究，「英國詩作」的多元背景也值得細究；例如薩松來自猶太家庭，羅森堡是俄國猶太移民第二代。小說作家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與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等人的作品，也該納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