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代，隨著打狗港擴建為現代化大港，填土造新市地，高雄開始成為機會的港都，打開胸懷，容納來自四面八方的異鄉客。東南水泥創辦人陳江章從澎湖來，永豐金集團創辦人何傳從台南安平來，前高雄市長楊金虎醫生從台南歸仁來，大統百貨集團創辦人吳耀庭從台南佳里來。政大陳芳明教授的媽媽更遠從台中大甲來高雄尋找工作機會，最後進入最光鮮時髦的吉井百貨公司。甚至到戰後六○年代，年輕的家父也帶著妻兒從雲林莿桐搬遷到三民區的灣仔內，我六歲到十五歲就在高雄度過。印象中，隔壁開租書店的阿伯一樣從雲林搬來，巷口對面的家具行老闆是澎湖人。
孫家世居港邊的苓雅寮，孫雪娥在此出生，初念小學在哨船頭附近，之後轉學到鹽埕町，高女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又到挨著海岸的新濱町，正是典型土生土長的大港兒女。以我探查台灣近代史所知，歷史人物生長於田間山邊的比比皆是，像孫雪娥這樣的「大港人」，較為罕見。
萬噸黑船在港灣進進出出，巨大鳴笛聲迴盪不歇，高聳的起重機吊掛一大袋的糖、一大簍的香蕉，如此海天腳邊，如此動感，跟滿眼綠稻青樹的平野深山的靜止安寧，召喚出的靈魂想必不同。更且，如孫雪娥所說，「高雄還不只是釣魚、捕魚的海邊而已，是各國的船都會來的港。」
另外，孫雪娥也是我所謂的「高女世代」。
每週五的台北正午，士林有例行的老校友聚會，她們畢業於戰前的台北第一高女，人數僅湊足一張圓桌。近來隨著年歲攀升，第三高女校友加入，才能圍滿桌子。我受邀參加過幾次。第一次，我很興奮介紹自己「也是北一女校友」，立刻被一個溫和有笑的聲音糾正，「我們不是『北一女』喔！我們是『台北第一高女』！」從此，我對「高女」兩字極為提神，它不同於戰後的「女中」，它代表了戰前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而且是人數不多的稀有族群。
日本時代，沒有國中、高中之分。台籍女孩子公學校畢業，即可報考四年制的高等女學校。能考高女的，意謂家庭經濟多在中上階層，人數極少。除了台北第三高女、台南第二高女、彰化高女明顯以招收台灣女學生為主之外，台北第一高女、新竹高女、台中高女、高雄高女等校，台籍學生都是絕對的少數。依台北第一高女戰後所編的校友名錄，一九二二年才有第一位台籍畢業生，到一九四五年為止，總共七十九位而已。每一年台籍學生佔比在百分之一、二之間徘徊，最高只到百分之三。
若再細分，高女世代所受的小學教育又彼此不同，一類是在台灣人同學圍繞的公學校長大，另一類在小學階段就念日本人的小學校。後者受日本元素影響更深，以致戰爭結束時，幾乎不會講台語。即使經過戰後長時間的日常浸潤，台語仍無法達到母語程度。最近就發現一位九十幾歲的高女世代歐巴桑不懂我說的「衫仔古賽賽」（台語音，衣服很舊）。年少孫雪娥一路在日本人的主場學習，同樣也是戰後才開始學講台語。這個稀有族群的自我意識與生命動盪，如何肆應跨時代的大變局，放到歷史研究，必也是有意思的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