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入冬後有一天，我又和前駐日代表羅福全大使及夫人享用壽司。承他們告知，著名的耶魯大學法學博士陳隆志教授的弟弟、住在紐約的法學博士陳隆豐先生要找我，陳博士本職律師，在紐約擁有銀行。羅代表特別強調，他是紐約台灣人圈的「老大」。
過了週末，電話來了，陳博士當晚剛飛抵台北。他叫我「柔縉」，沒有半點距離。他的聲音沉又厚，緩慢沒有急躁，還拉長了尾音，我的名字好像被他的呼喚深深雕鑿。
我們比對彼此的所在，很驚訝他下榻的陳大哥住所與我家竟然相距不到兩百公尺，我很熟那棟臨街的公寓建築，馬上相約二十分鐘後見。
出了巷口，我想像即將見到一位如電影《教父》般的長者，有剛強的法令紋，有莫測的深眸，或許指尖還留有雪茄的燻黃煙痕。
到了街上，斜斜的前方，路燈如樹，伴著一個不清晰的人影，但明確有教父的身形。他過街往我斜斜走來。五步之遙，即先叫我的名字，並伸出美式的熱情雙臂。等我們自然握手，那一刻，他卻失聲痛泣。
不是我預想中的紐約教父，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哀傷的台灣紳士。
坐在即將打烊的餐廳裡，我聆聽了陳博士此行的目的。
兩個多月前，陳博士夫人郭玥娟女士永眠了。紐約法拉盛的房子保持原狀，唯獨多了一幅太太的掛像。他每天仍對著太太說話，想著太太的一生；想著他們每一天一起開車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形影不離；想起她一直希望完成的事，想起她曾說想找我寫娘家母親如戲劇般的人生。
幾天過後，陳博士隨即飛回紐約，他說，「我不能離開家超過一週，我要回去澆水。」婚後第一年太太的生日，他花美金九十九分買了一盆綠色小樹栽祝賀，太太天天細心看顧，四十年來始終生意盎然。
急急要趕回紐約呵護太太心愛的小植物，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希望有人能寫出岳母的故事」，這個心意無疑出於丈夫的真情。
陳博士返回紐約，隨後，我也前往東京，拜見人生軸線波瀾起伏的郭孫雪娥女士。
初見，就有異樣感，跟我往昔訪談的八、九十歲歐巴桑很不一樣。我們隔辦公桌而坐，眼前這位八十八歲的女社長持續工作，時而翻閱報表，時而撥算盤，部屬也不時敲門進來，也遇過老客戶來訪。我有不少的時刻可以安靜觀察她。
往事就在工作縫隙中如黑白幻燈劇，一片連綴一片而出。
剛進以日本小孩為主的小學校，她上課都會打哈欠，因為當老師的爸爸早教會日文五十音，她心想「為什麼大家不趕快學會啊？」考試時，考卷要填名字，她都寫兩個，一個片假名，一個平假名，整齊並排，超前演出。到二年級，日本同學才要起步學九九乘法，她早已滾瓜爛熟，老師便指派她帶頭背誦。她說，從小學校到高雄高女，從沒有讓日本人看扁。
二十歲前後，三年之間，遭逢兩次椎心的離別，父親與丈夫先後政治性逃亡。
她原可以赴日念大學，原可以是醫生太太，這些都被政權更換捉弄變形。在送別丈夫的高雄港邊，抱著不足一歲的女兒，舉起她的小手，向著無邊的海上，向著不知躲在哪一艘船上的丈夫，揮呀揮，「跟爸爸說莎悠娜拉！」我問，「您哭了嗎？」她的表情嚴肅得像在指責這個懦弱的提問，「沒有！為什麼要哭！？遇到這麼不甘願的事，哭，就輸了！」
家鄉高雄的大港，給她的不是避風與懷抱，而是教會她不畏浪濤艱險。
此後六十年，不論在夫家麻豆、寄留的東京，郭孫雪娥教台南的學生織毛衣、在田園調布做衣服貿易、在渋谷開食堂、開洗衣店，乃至於接手製藥會社，不能輸給獨裁政權的意念催她埋頭往前，一秒不停歇。她說，每天都在思考明天，沒空回想過去。我從台灣帶去孫家妹妹保存的結婚照，郭孫雪娥說，當年離開麻豆，怕公婆難過，什麼都沒帶，自己當新娘的模樣已經快七十年不見了。她看著照片，沒有激動，沒有泛淚，只淡淡說，「那時候，都沒在笑，大概在想，此後人生不知道要怎麼走。」
第三天訪談時，為了推辭蛋糕，我被她訓誡了。我胃腸素弱，畏懼糕餅。本來言語簡潔的郭孫雪娥突然一串長句，「我們戰爭時代的人不能像你有這樣的肚子！吃飯聽到空襲，趕快放下筷子，等空襲結束回來，都不知道過多久了，還是要繼續把飯吃完。如果是你，那一晚就拉肚子了！這樣不行！要卡粗勇勒！（台語，要粗壯一點）」
親切、拘謹、謙抑有禮，這些專屬受過日本時代高等教育的台灣歐巴桑的特質，不適用郭孫雪娥。氣勢、氣勢、氣勢，我不斷感受到一股又一股襲來的氣勢。抿脣自信是氣勢；不上油彩的手指握筆伏案，是氣勢；情緒平穩對我這種寫作人來說，也是氣勢。訓誨我要粗壯一點，更是氣勢滿點。
她的先生郭榮桔七○年代曾有壯舉，環遊世界，不為觀光，而是拜訪各地台灣留學生與同鄉會，號召組成「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出任創會會長，並連任三屆會長。此後捐輸無數，被稱台獨金主。於是，海外台灣人圈識者都稱她「郭太太」，在我心裡卻有個聲音搖頭，「不，她不只是郭太太，我要叫她孫雪娥！」
兩度到東京，訪談超過十次，除了孫雪娥個人特質，我也開始把她放到時代大背景去觀察。做為一位傳主，我發現她的身上還肩負特殊的歷史時空。
近二、三十年來叢出的回憶錄、傳記和歷史名人，很少遇見土生土長的高雄人。我說的「土生土長」意謂來自環著高雄港的幾個舊時聚落。百年前，台籍高雄市民在三萬人上下。一九二四年設市的高雄，是一個包拱著海灣的港都，市民每天與海水、船艇為伴。不像今天的高雄市納入了高雄縣，幅員有山有海。
日本時代，隨著打狗港擴建為現代化大港，填土造新市地，高雄開始成為機會的港都，打開胸懷，容納來自四面八方的異鄉客。東南水泥創辦人陳江章從澎湖來，永豐金集團創辦人何傳從台南安平來，前高雄市長楊金虎醫生從台南歸仁來，大統百貨集團創辦人吳耀庭從台南佳里來。政大陳芳明教授的媽媽更遠從台中大甲來高雄尋找工作機會，最後進入最光鮮時髦的吉井百貨公司。甚至到戰後六○年代，年輕的家父也帶著妻兒從雲林莿桐搬遷到三民區的灣仔內，我六歲到十五歲就在高雄度過。印象中，隔壁開租書店的阿伯一樣從雲林搬來，巷口對面的家具行老闆是澎湖人。
孫家世居港邊的苓雅寮，孫雪娥在此出生，初念小學在哨船頭附近，之後轉學到鹽埕町，高女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又到挨著海岸的新濱町，正是典型土生土長的大港兒女。以我探查台灣近代史所知，歷史人物生長於田間山邊的比比皆是，像孫雪娥這樣的「大港人」，較為罕見。
萬噸黑船在港灣進進出出，巨大鳴笛聲迴盪不歇，高聳的起重機吊掛一大袋的糖、一大簍的香蕉，如此海天腳邊，如此動感，跟滿眼綠稻青樹的平野深山的靜止安寧，召喚出的靈魂想必不同。更且，如孫雪娥所說，「高雄還不只是釣魚、捕魚的海邊而已，是各國的船都會來的港。」
另外，孫雪娥也是我所謂的「高女世代」。
每週五的台北正午，士林有例行的老校友聚會，她們畢業於戰前的台北第一高女，人數僅湊足一張圓桌。近來隨著年歲攀升，第三高女校友加入，才能圍滿桌子。我受邀參加過幾次。第一次，我很興奮介紹自己「也是北一女校友」，立刻被一個溫和有笑的聲音糾正，「我們不是『北一女』喔！我們是『台北第一高女』！」從此，我對「高女」兩字極為提神，它不同於戰後的「女中」，它代表了戰前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而且是人數不多的稀有族群。
日本時代，沒有國中、高中之分。台籍女孩子公學校畢業，即可報考四年制的高等女學校。能考高女的，意謂家庭經濟多在中上階層，人數極少。除了台北第三高女、台南第二高女、彰化高女明顯以招收台灣女學生為主之外，台北第一高女、新竹高女、台中高女、高雄高女等校，台籍學生都是絕對的少數。依台北第一高女戰後所編的校友名錄，一九二二年才有第一位台籍畢業生，到一九四五年為止，總共七十九位而已。每一年台籍學生佔比在百分之一、二之間徘徊，最高只到百分之三。
若再細分，高女世代所受的小學教育又彼此不同，一類是在台灣人同學圍繞的公學校長大，另一類在小學階段就念日本人的小學校。後者受日本元素影響更深，以致戰爭結束時，幾乎不會講台語。即使經過戰後長時間的日常浸潤，台語仍無法達到母語程度。最近就發現一位九十幾歲的高女世代歐巴桑不懂我說的「衫仔古賽賽」（台語音，衣服很舊）。年少孫雪娥一路在日本人的主場學習，同樣也是戰後才開始學講台語。這個稀有族群的自我意識與生命動盪，如何肆應跨時代的大變局，放到歷史研究，必也是有意思的主題。
訪談孫雪娥社長告一段落，我不僅期盼寫出革命家之妻如何在「良妻賢母」框架下完成世俗標舉的角色，還能破框獨立，活出自己的名字，也希望寫出日本時代的高雄港，寫出高女世代，寫出台灣的百年流轉。抱著這樣的心情，我向陳博士回報，我從沒有寫過小說，這次想換個說故事的方式，考慮以時代小說來呈現。我還來不及表達惶恐，如此一來，就不會是專屬岳母的個人傳記了；陳博士馬上點頭贊同，並再次重述初衷，希望寫出台灣走過那樣的時代，曾有這樣的堅毅女性，而非為了彰顯或榮耀郭孫雪娥這個人。反省起來，我本不該有惶恐的想像。這個家族如果在乎個人虛名，以他們的能力，早已名號響亮，風光載於史冊。
最近為了更認識戰前的台北第一高女，逐一了解校友。其中一位名叫童靜梓，戰後第二年曾以公費生身分留學浙江大學，未畢業即返台插班台大法律系。她的先生林榮勳名列台獨運動的「費城五傑」，是最早期反國民黨運動的留美學生。我在網路搜尋林榮勳的影像，出現的第一張照片上有四個人，右起分別是郭雨新、林宗義（林茂生之子）、林榮勳，都是名人，人名也都被清楚標示。唯獨最左一人，影像最大，卻沒有名字；此人就是孫雪娥的先生郭榮桔。或許這張舊照片可以一窺郭陳兩家的理想性格，對他們而言，名利終如浮雲，台灣人能活得自由又尊嚴，才是最高的追求。
讀者如果隨著小說來到這篇後記，可能已經知道小說主角緊貼著孫雪娥的人生架構，但是，我仍要強調，孫雪娥雖為小說主角的原型，但因虛構的血肉也粘塑不少，孫愛雪並不等於孫雪娥。為了描繪更廣大的歷史背景，讓讀者更抓住台灣近代社會演變，本書雖夾有真實歷史人物與事跡，卻也加入更大量像是海王商會王家的虛構，因此，本質仍是虛構的時代小說。
對於熟悉近代台灣與日本歷史的讀者，可以分辨小說中的虛構與非虛構，在此表示敬意。希望他們能夠因此更享受閱讀的趣味。
對於不是那麼了解歷史的讀者，也希望不會掉入虛實的困擾。我從九○年代初期開始訪談歷史人物，追尋台灣的舊事，考證物質文明，至今已三十年。寫這本小說的過程中，過去知聞的故事，不時如朝陽照耀，點點銀魚跳出水面。雖說虛構，也多本於我認識的真實歷史而構思的、具時代合理性的情節與物件。所以，如果將這本小說解讀為能夠感受台灣百年歷史風雨與情緒的書寫，也無不可。
最後，再次感謝未曾謀面的郭玥娟女士的信賴。她畢業於東京名校上智大學，專攻歷史，「不敢辜負歷史前輩的期待」的不安心情貫穿我整個的寫作歷程。
從拜見孫雪娥社長到小說出版面世，整整五年，感謝陳隆豐博士耐心等待。也感謝他讀過初稿之後給我的鼓勵，字句銘感在心。
我小時住灣仔內，離港灣不近，幾乎不曾接觸。唯獨十三、四歲的某一天，聽說有外國船滿載洋書泊靠高雄港，我記得自己踏過駁雜的鐵軌，走向海邊，登入奇異的船艙，大開眼界，買了此生第一本英文書，名字好似「女孩們的故事」之類。高雄港拆船業盛，廢棄物資多有良品，買賣熱絡，我的第一張書桌就是船上的一片木質艙門。家父也曾買回一本《香港電話簿》，厚如手掌虎口全開，暑假我就拿毛筆一頁一頁寫大字。我半生受惠於寫字，也可說是拜大港之賜。
與高雄緣分殊深，現在能寫出以高雄為舞台的時代小說，除了歡喜，內心也充滿感激。感謝高雄的育養，感謝高雄為我的人生埋下的美好種子。
＊作者曾任記者，現為作家、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著作獲獎無數。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大港的女兒》（麥田）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