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接見，透著玻璃看到的部份無法那麼近，但律見距離比較近，我第一次看到都快嚇死了，他牙齦都是膿包，蛀牙已經從牙根進去、化膿整排、上下都有……他必須逞強，他必須不斷告訴我們他會再撐一下、再撐一下，但他也就這樣逞強過了32年……」
案發當時有不在場證明、電話錄音130字經聲紋鑑定僅19字被認定「相似」、指紋比對不符、死者屍體找不到、破案警察甚至因為有刑求事實被定罪──這案件或許任何人都想像不到「死刑」這結果，但他還是被判了11次死刑、在牢獄度過32個年頭，從28歲的青年關成60歲老人，永遠治不好的皮膚病、牙齦流膿、雙腳長滿瘤。他是邱和順，被遺棄在台灣司法最黑暗一角的存在。
「我最擔心的就是救不出來，死在裡面。」這是救援邱和順案14年、如今已52歲的律師尤伯祥，對邱和順最大的擔心。國家公務員雖然大多曉得邱案有問題、不敢執行，但也不敢放人，一條人命就這樣被棄置獄中漸漸腐朽，而義務律團裡最年輕的律師郭皓仁，也在第一次律見親眼見到邱和順的身體是如何崩壞，全身是病。
「邱和順案的問題還在司法裡，證明司法是個隨時會出軌的列車，修了32年還沒修好。」郭皓仁說。脫軌的司法始終停在原地，但他也看見，被摔出軌道外的犧牲者始終強韌、拖著漸漸腐朽的身體堅持自己沒有犯罪，這問題，邱和順已問了32年：「我沒殺人，法官為什麼沒勇氣判我無罪？」
尋無死者屍體、驗無指紋、有不在場證明、全員遭刑求 他仍從1989年一路遭判11個死刑
1987年12月的台灣不平靜，先是發生女性保險業務員柯洪玉蘭遭強盜分屍、頭與四肢都被切除、扔進苗栗竹南射流溝的案件，接著是新竹小學生陸正在補習班前被擄走，當晚陸家雖然接到3通電話、而後陸母依歹徒指示交出贖金，陸正就這樣消失了，再也沒回家。兩件大案震驚社會、人心惶惶，當年父母再三告誡孩子要小心壞人、孩子也都聽過未曾謀面的陸正之名。
終於在1988年9月，警方宣佈「破案」了，兩起重大刑案的主嫌就是「犯罪集團」首腦邱和順，民眾似乎也可以鬆口氣、再也不用擔心走在路上突然失蹤──然而，當時的民眾、甚至死者家屬也都不曉得，「破案」背後是疑點重重，消失的證物與消失的真正凶手。
據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整理歷來筆錄與判決資料，就柯洪玉蘭案，法院認定柯洪玉蘭是在1987年11月24日「下午1時」受害，然而柯洪玉蘭的外甥、兩位表哥皆指認在當天「下午6點」仍看到柯洪玉蘭在竹南鎮上各地出沒，也說柯洪玉蘭穿的是白上衣綠長褲、戴金邊眼鏡，本案共同被告羅濟勳卻說柯洪玉蘭是穿「花洋裝」。甚至，警方雖在柯洪玉蘭被棄屍地點附近找到一個黑色塑膠袋，裡面裝有殺豬刀、針筒、男性內衣褲、還有女兒指認的柯洪玉蘭皮鞋，這包關鍵證物卻被弄丟了，刑事警察局曾於2010年函覆否認有皮鞋，說那是「拖鞋」。
至於陸正案，共同被告紛紛表示有遭到刑求，偵訊錄音也留下警察痛毆共同被告余志祥、余志祥苦苦哀求「不要這樣啦」而後又供出陸正遺體在新城和寶山。所有被告供出的棄屍地點就有8個版本，頭前溪、寶山鄉溪裡與山上、新竹車站附近橋邊、南寮堤防、竹南崎頂海邊，找啊找，都找不到陸正遺體，法院只好寫說陸正被丟去海裡了。
此外，陸正被綁架當天邱和順雖有租車行的不在場證明，法院卻認定「不排除事後補載上去」；歹徒要求贖金的電話錄音有130字、聲紋鑑定僅19字符合共同被告余志祥，律師團要求重新檢視如此粗糙的鑑定，法院卻說錄音帶被弄丟了、「該逸失之不利益，不應由被害人陸正之家屬承擔」；勒贖信封7枚指紋無一與所有被告相符，更11審法院卻說：「雖找不出屬何人所有指紋，亦難憑此即認定被告邱和順等人未犯陸正案……」
儘管這些疑點是如此清晰，就連不諳法律的一般民眾看了恐怕也會皺眉，邱和順仍在1989年於新竹地方法院判死刑，而後一路被判死刑到2011年更11審、全案定讞，邱和順開始沒有終點、日復一日「待死」的牢獄生活。
「如果我知道只要再撐兩天就好，我至少有力氣再撐兩天，但當我不知道自己會被押到什麼時候，痛苦會持續、看不到邊…」
邱和順被判第一個死刑的1989年，律師團裡最年輕的郭皓仁還沒出生，死刑定讞的2011年那時，郭皓仁也才大學二年級、第一次聽到台灣真的有「刑求」。那時剛被釋放的已平反死囚蘇建和到郭皓仁母校演講，郭皓仁聽蘇建和說自己如何被刑求，水刑、電擊棒電生殖器、想求死卻被套上安全帽，他震撼了──「真的有個人被刑求，就在我面前、這麼近的地方……在此之前，我會覺得那是不一樣的世界，那是『壞人』的事情、我們良民百姓不會遇到。」
郭皓仁出生於民主時代，實在很難想像「刑求」，但一知道、一開始想像，「只能說，我非常痛苦。」例如毛巾蓋臉、反覆灌水逼供的「水刑」，雖然看不出任何外傷，但郭皓仁深知鼻腔反覆被灌水到快窒息、又求死不能的巨大壓力：「這是非常殘忍的刑罰，會讓人重覆感受到快溺死的感覺、一次又一次……」
即便蘇建和已平反，也曾被質疑過：如果沒做，為什麼一開始被刑求要認罪？對於這觀點，郭皓仁其實也很不明白：一樣是人，為什麼你不懂持續被電擊棒電下體、被脫光坐冰塊不會認罪？郭皓仁又說，刑求更可怕的不只肢體暴力，是絕望、是無邊無際的折磨逼迫人屈服，這點蘇建和、邱和順都經歷過──
「人類遠比我們想像得還脆弱，當你處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離開、失去對時間空間的感覺、大小便都無法自己控制，你無法抵抗外在的壓迫，光想著『我要如何離開』，就很容易同意他們的要求……」
「當你所有一切都被控制在別人手上，想不太到，除了乖乖照他們說的做，還能怎麼辦？那是一種看不到終點的感覺，當人看不到終點，他對痛苦的感受會無限延長──如果我知道只要再撐兩天就好，我至少有力氣再撐兩天，但當我不知道自己會被押到什麼時候，痛苦會持續、看不到邊……」
也因此，郭皓仁看邱和順案，最不能接受的一點也是法院居然使用刑求來的證據、用得順手無比。邱和順案近300份筆錄，多數沒有錄音錄影，少數有錄音錄影的筆錄發現有刑求問題，法官的選擇竟是把已證實刑求的自白拿掉、剩下的繼續用，這更讓郭皓仁難以理解：「這好像，我們小學吃營養午餐，一個班有40個小孩吃、有5個小孩食物中毒，結果老師說──把那5個同學的營養午餐收走，其他人繼續吃。」
相較於郭皓仁，律師團裡最資深的尤伯祥受訪時臉上倒是始終表情淡然，各種年輕人聽到會憤怒的事情，他看過太多。郭皓仁出生那年，尤伯祥已經大學畢業、到1999年開始執業，那時代基本上還是「刑求遍地，無案不刑求」，就像體罰之普遍，孩子不乖就打到他「聽話」、嫌犯自白不符警察想像就打到他「聽話」，本質是一樣的，這事警察知道、律師也知道，但碰上邱和順案，尤伯祥還是驚訝了：
「沒有一個案子像邱和順案有這麼明確的刑求證據，有錄音、刑求警察被彈劾、甚至警察因為這樣被判有罪，令人髮指的是，有這麼明確的刑求證據，法院還是要判人死刑──法院會讓你震驚，這麼好胃口！像你去餐館點一碗麵，發現麵裡有隻蟑螂，法官就像老闆一樣跑來把蟑螂撈掉、自己把麵吃完，這麼好胃口，令人訝異。」
吃了會食物中毒的營養午餐、有蟑螂的麵，法院挑掉部份證實有刑求的自白、剩下繼續用，郭皓仁跟尤伯祥的比喻略有不同，卻都指向法院的荒腔走板。「從常識來看，警察不可能只刑求其中一兩個，如果其他人有被刑求的疑慮，用這些自白，難道沒關係嗎？」郭皓仁如此質問。
上下牙齦整排佈滿膿包、伙食差到腹膜炎送醫、唯有「死」才能離開 他卻在獄中堅持32年展現最強大人性
在尤伯祥看來，明知有刑求依然定罪，這是法院組織文化的一種延續，法院對刑求不能過問、不然會有麻煩。尤伯祥曾處理過1950年白色恐怖崔乃彬案，即便筆錄記下被告如何喊冤、如何掀起衣服讓法院記錄傷勢，判決書也隻字未提刑求，就這樣判了死刑，時隔半世紀的1999年、尤伯祥剛入行時，法院也仍是如此──當被告喊冤說有遭到刑求，法官要他「自己證明」，被告無法拿出任何證據，法官就發文問調查局，調查局則函覆對被告以禮相待、請吃香菸、曉以大義、突破心房。當然無法證明有被刑求。
尤伯祥說，那年代上法庭的目的就是要讓被告有罪，如果一個社會囑目案件最後「無罪」勢必會動搖統治正當性，判有罪才能平息民怨、無論有冤無冤，這就是威權時期法院的運作基礎。也因此，尤伯祥也看到法院判決高度仰賴警方筆錄提升定罪率，凶器不必拿來勘驗，寫出顏色、尺寸、功能即可，證物遺失也不必擔心、筆錄有記到就好，打到後來變成證物只剩郭皓仁看到的4條繩子、一個便當袋、被警方遺失的勒贖錄音帶，「邱和順」之名成了司法給家屬的答案，也成了司法獻祭品。
當一個人成為祭品是什麼模樣，郭皓仁首次見到邱和順的臉就深受衝擊。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接見室、相隔1–2公尺看不清臉，但第一次律見，「我第一次看到，嚇死了！」邱和順的蛀牙已深入牙根化膿、上下兩排牙齦整排都是膿包，郭皓仁要邱和順趕快看牙醫，但他也深知：「很多人沒錢看醫生，200元的價值，在『裡面』跟『外面』是不一樣的。」
於是郭皓仁看見的是，邱和順一直被關在潮濕不通風的地方，皮膚病從未好過、腳上肉瘤越來越多，還曾吃看守所提供的佈滿螞蟻飯菜、弄到腹膜炎送急診，後來連飯都不敢吃。甚至，邱和順有心臟病，發作當下必須立刻吞舌下錠急救，但郭皓仁也聽邱和順說，發病時他必須從牢房門縫伸出一根旗子、搖啊搖表示「我不行了」，舍房才會趕緊去藥櫃拿藥，「為什麼每年都有一些人死在監獄裡或病重，這不是沒有原因。」
常替重刑犯辯護的尤伯祥，也深知牢房環境有多差，牢房裡連床都沒有、必須睡地板，另一位當事人有嚴重骨刺問題也只能睡地板，每天早上都要靠「同學」硬把他拉起、數度痛到送急診，「就算你有好的醫療設備，居住環境不可能讓你身體好到哪。」
郭皓仁與尤伯祥看見監所的人間煉獄，卻也看見邱和順的堅強，郭皓仁便感嘆：「連他自己都沒發現，他遠比他自己所知還要再堅強很多，沒有人可以承受30年看守所生活。」被判無期徒刑至少到25年有機會被假釋，被判死刑卻是遙遙無期、日復一日待在地獄般的牢房裡，唯有死亡或被槍斃才可能「出去」，同時國家還說他有罪，是被整個社會遺棄。
「他必須逞強，他必須不斷告訴我們說他再撐一下、再撐一下……他就這樣逞強過了32年，不要說32年，3年我就會瘋掉了。」郭皓仁嘆，他自己連刑求這關可能都過不去。
「像他這樣堅持很難，他一直很堅持他是無辜的。」尤伯祥記得，2009年更11審，法院曾試探邱和順，說如果當場認罪，依《速審法》判決不會被判死刑、會是有期徒刑，邱和順的反應竟是當場回絕，他沒做，他拒絕認罪。即便有機會早點脫離羈押生活、關幾年就可以出來，邱和順拒絕低頭，繼續在牢裡撐。
當然，邱和順也會累，郭皓仁感受到的是邱和順這兩年越來越不抱希望、越來越自暴自棄，幾年前邱和順還不會說自己快死了，但近期開始有種交代後事的感覺，「他覺得死亡不會太遠，會發生在他獲得平反前，他覺得得不到平反。」尤伯祥也聽到邱和順對醫療放棄、不想醫了、甚至拒吃心臟病的藥──即便如此，尤伯祥對邱和順的性格評價仍是「堅強」，有誰能這樣在牢裡堅持32年？
死者陸正家屬亦遭錯誤答案「二度傷害」 律師盼平反冤案搶救失控司法：這是台隨時會出軌的列車，誰都可能搭上
同樣成為司法犧牲者的，在律師們看來不只邱和順，還有陸正家屬。雖然郭皓仁看似在一個與陸正家屬對立的位置、是被告邱和順律師，他仍說：「我對被害人家屬有很深的同情。」犯罪被害人只能靠國家幫忙調查真相，但當一個冤案形成，對被告、被害人來說都是傷害。
「你錯誤告訴他凶手是誰，讓他參與他可能不應該參與的程序，讓他對不是真相的『真相』深信不已，過了10年20年再告訴他，抱歉，我們查錯了，凶手是誰不知道──我如果是被害人家屬一定無法接受，我可以體會陸家的心情。」郭皓仁說，尤伯祥也同意：「一個冤案的發生，兩邊都是被害人，唯一加害人是國家……犯罪被害人跟家屬，他已被犯罪傷害一次，沒有給他一個正確的回答、給他錯的回答說這人犯了罪，這是二度傷害。」
郭皓仁印象極深的，是邱和順被警察刑求、用家人見面威脅邱和順與被告吳淑貞下跪後，陸正父親陸晉德在警局看到的那一幕下跪道歉，那一跪讓陸晉德始終深信邱和順就是凶手。尤伯祥說，當時陸晉德質問邱和順是怎麼「盯上」陸正的，邱和順說因為那孩子當天坐家裡的車到學校、覺得他家有錢，陸晉德當場傻眼，根本亂講。
身為父親，怎麼可能不記得孩子失蹤前的最後身影？陸晉德當場駁斥說陸正那天是搭公車上學的，邱和順講的話明顯曝露對真實案情的無知，即便如此，陸晉德還是深信邱和順是凶手，甚至在1989年新竹發現古井男童屍體命案、與陸正特徵高度相符，陸晉德也是拒絕去認屍，他深信司法給的答案，直到今日。
郭皓仁心裡明白，一次次試圖替邱和順平反、反駁案情裡的瑕疵，在承受錯誤的其實都是陸正家屬，否認邱和順犯罪這事形同精神攻擊。儘管如此，郭皓仁依然希望邱和順案能有平反的一日，這已不只是為了邱和順，而是為了台灣司法：「一個冤案代表的是司法問題的具現化，司法問題就在那裡面，而冤案平反，就代表司法進步。」
據2019年統計，地方法院一審民事案件就有256萬件、刑事46萬，郭皓仁探問：「如果這麼重大的案子，兩條人命、10幾次死刑都可以辦得這麼草率，你覺得他對我們這些市井小民的小案子會多嚴謹呢？」當邱和順案還在司法裡，就證明司法是隨時會出軌的列車、修了32年還沒修好，包括過度重視自白、不重視科學證據、濫用自由心證，而這班列車，每個台灣人都有機會搭上。
為了修好司法這列車，邱和順案義務律師團也提出3釋憲案，包括上銬取供、院檢壟斷鑑定、法官「洗證據」等問題。尤伯祥坦言，每次救援失敗都會讓他很沮喪，包括2020年4月份民間終於用上最終手段、請求總統蔡英文特赦邱和順、卻遭「已讀不回」，現有的唯一可能解套就在大法官手上了，但申請釋憲以來也過了3年，無消無息，接下來能盼望的，還有社會大眾對邱和順的支持。
在郭皓仁看來，邱和順之所以能堅持到今日，很大一部份來自數以百計給他寫信、去看守所探視他的志工，而在尤伯祥看來，社會大眾的支持，更是冤案的唯一救命線──若是單純靠律師寫冤案再審申請狀，對法院來說這狀子跟其他數以萬計請求再審的狀子其實沒什麼不同，但如果社會大眾都認為有問題，自然也可能影響到法官，而非輕易駁回。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冤案對整個社會國家都是道德上的負擔，這看起來好像是法官做的判決，其實是整個社會大眾做的判決，因為法官是用我們賦予他的權力去判案的。」尤伯祥最後如此提醒。
當一個人活生生被失控司法列車輾過、壓在下面32年，誰能無動於衷？邱和順一天離不開監牢，律師們就一天離不開這案子，同時離不開的或許還有「我們」，當司法重重輾來，一切都不只是靠「堅強」可以撐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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