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地方警察來講也很困擾，他們查訪發現大多人都很安份守己、不知道有什麼問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今（11）日舉行「政治檔案徵集與研究初探發表會」，報告第6波政治檔案徵集高達7.7萬案的警政署監控檔案初步研究發現。促轉會研究員陳昱齊指出，所謂「特殊份子」直至1991年《刑法》100條修正後、甚至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前都仍有被監視，這龐大的業務量也讓警察困擾，寫到後來都不知道該寫什麼。
促轉會主委楊翠表示，本次警政署檔案來自2018年檔案管理局依《促轉條例》展開的第6波政治檔案徵集，而後促轉會加入，加速徵集、解密、移轉等工作，檔案總量超過13萬7000多案，是過去5波總和的9到10倍，其中警政署就有7.7萬案。而在警政署的「保防檔案」裡，很大一部份是對政治犯家屬監控，不只是針對其中一位家屬，是整個家庭、跨越很多世代的監控。
陳昱齊指出，雖然過去幾次檔案管理局也曾徵集警政署檔案，但與本次徵集相較之下少很多、僅1000多案，大多為通緝逃犯的檔案，不限於叛亂犯、包括逃兵、各式各樣，跟白色恐怖研究關聯較弱；國史館則多以1980年代後秘書、外事、刑事檔案為主，台灣文獻館的10036卷警務處檔案則以1946至1994年間的組織編制執掌、人事業務等為主。
到了2018年檔管局第6波徵集，警政署檔案與之前總量相比就有220倍差距，1987年解嚴前占88.7%、解嚴後占11.24%，然而以「保防」之名對政治犯家屬的的監控不限於解嚴前，遠超越解嚴後。
陳昱齊介紹，警政署所做的「保防業務」雖然直至民主時代的今日仍有進行、2019年改稱「安全防護」，過去威權統治時期與今日最大差別在於會做政治偵防、審查當事人的政治思想與言行──過去政府不斷強調「保密防諜」，其中「防諜」字面上看來是要防止「匪諜」滲透，然而在當時政府眼中並不是只有共產黨相關人士才叫「匪諜」，任何思想不見容於當權者的民眾都將被掛上「匪諜」標籤。
保防體系「社會」占最大宗 數量龐大監控得「挑重點」
所謂「保防」分為3大體系，包括政府機關人士（屬調查局負責）、軍隊（屬政戰）、社會（屬警政署），本次檔管局新徵集檔案即過去警政署執行保防工作留下的檔案，數量極大，7萬多案裡有超過95%都是針對個人的檔案，所謂「社會保防」範圍遠比軍中跟機關來得大；然而，威權政府也很難做到對每個個人都監控，因此會「挑重點」，找出誰特別具「威脅」、加以看管。
在保防業務下被挑到的「重點」之一，是對所謂「特殊份子」進行監控，陳昱齊表示，這些人被政府認定其思想、言行可能對政府存續造成威脅，因此特別加以監控，此外檔案還有另一類人被定義為「偏激份子」，其性質有別於「特殊份子」，但都是政府監控的一環。
特殊份子遭監控 無辜家屬只因血緣就遭殃
所謂「特殊份子」包括以下幾種：新生份子，即出獄後的政治犯；自首份子，即符合昔日政府相關「自首辦法」下去自首的名單；附匪登記份子，即過去政府發起相關登記活動、請自認昔日在中國或來台後曾參加共產黨相關活動者主動登記。而這些人不會在法律上被追究，但若被查到應登記而未登記，就會以「匪諜」論處；最後一類是「特殊家屬」，人數最多，這些人並不是做了什麼特殊的事，他們特殊之處在於沒有做任何事、單純只因為身份為家屬而遭監控，若是有家人屬於前三類，政府可能就會連帶認為家屬也是「在思想言行上是有問題的人」。
對於家屬控管範圍大致為18歲以上65歲以下，即便家屬跟叛亂毫無關聯、即便政治犯已遭槍決，國家對家屬不會放過。被列管家屬以政治犯為中心輻射出去，至少有父母親、父母親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與其子女、配偶與子女，較大的家族列管名冊可能要寫到2、3頁、高達20–30人，尤其早期家族較大，這些名冊每年更新、非常大量。
在上萬名「特殊份子」中，「特殊家屬」即占63%，陳昱齊從檔案發現這業務對地方警察來說其實也很困擾，警察往往在查訪後發現大多人都很安份守己、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因此會形成機制檢討、讓部份家屬可以不必再監控。
儘管如此，多數受監控的時間極長，陳昱齊列舉幾個例子：張芝碧，被監控期間為1958年至1994年（36年）；張經魁，被監控期間為1965年至1991年（26年）；陳三興，被監控期間為1977至2000年（23年）；受難者何川遭槍決時其子年僅2歲、至18歲開始被列管，儘管檔案說「查不到任何可疑言行」，警局依然持續監控；受難者李友邦遭槍決時兒子未滿18、一滿18就遭列管，直至1992年才撤銷，前後長達28年。
綜整以上，陳昱齊表示，雖然過去政治檔案徵集數量龐大，但多集中於審判流程，本次徵集警政署保防檔案有補足過去別塊，從檔案中也可見監控範圍之龐大、從自新到附匪到家屬，可能報告寫到最後就連警察都不知道能寫什麼、記無可記，但國家仍不放棄監控。此外，監控不因1987年解嚴而停止，在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也沒停，雖然傳統界定威權統治時期止於1992年，但有個案顯示，監控一直延續到2000年政黨輪替前。
監控檔案將向大眾開放 中研院士：應以「特務視角」來研讀
這些監控檔案目前已數位化逾130萬頁、約3分之1，未來將開放一般民眾檢索瀏覽。對於研讀檔案的心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蘇慶軒提醒，讀政治檔案的用意並不是要看他人「生活裡的八卦」，研讀時應意識到這些都是「特務的視角」、不是沉溺在他人生活細節。
蘇慶軒指出，對統治者而言，統治者之所以要監視，並不是對一般民眾的生活感到好奇，而是為了檢查言行、「對我不忠就馬上懲罰你」，保防也不只有監視，是要讓被監視的人也清楚「我在監視你」，讓對方知道在被觀看的情況下什麼事能說不能說、什麼事能做不能做，要把標準內化、維持對政府忠誠，形成所謂「保密防諜」最大目標──自我審查。
至於實際運作模式，蘇慶軒表示，政府對特別認定為「反政府人士」會投入更多人力資本，包括到對方住家裝監聽器、筆跡鑑定、電話錄音，情報可能透過「人」、線民或直接監控當事人取得，也可透過「物」研究當事人的書信、手稿、電話監聽、電報破譯等；一般來說，情報會由線民（原報者）蒐集情資轉交情治人員（轉報者），再回報主管機關做成情報報告、國安局彙整做成摘要後再送交總統，這些報告可能不寫明主旨、以各種代號（例如「方警員」）呈上。
「訊息不能盡信！」蘇慶軒：監控時仍會遇到難題
這套監控模式取得的訊息不能盡信，以1978至1979年監控陳菊的「青谷專案」為例，最初情治機關是於1978年5月得知陳菊家有雷震手稿、決定搜索住宅、6月15日沒收手稿，而後陳菊擺脫警總開始逃亡、也開始被監控。當局意識到陳菊跟外國人權團體關係好，6月份時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便在中央黨部會議上建議讓陳菊保釋，但要「徵取運用」、「做思想之導正」。
而後陳菊於7月6日保釋記者會被安排公開「認錯」，獲釋後不得不四處走訪黨外人士、澄清自己絕無出賣，警總也曾多次與陳菊晤談、試圖吸收陳菊，然而後來國安局也認定陳菊提供情資價值不高；之後陳菊短暫出國一陣，起初黨外人士認為陳菊係因「感情問題」出國、國安局查證後發現為不實謠言，1979年9月份警總電監處攔截一封信、上頭寫著「菊，終於回家了」等語，警總電監處也以為陳菊已返國，經保安處查證得知陳菊10月初才回台灣。
蘇慶軒說，從陳菊狀況可見，情治機關進入陳菊生活，原意是為了解其行動立場、政治態度，然而在監控上出現很多難題，當事人不配合、線民情報錯誤、攔截的書信也不能盡信。
因此，蘇慶軒強調，如今人們看待他人被寫在檔案的私生活，必須意識到這些內容是「以特務角度在監視」，即便政府動用巨大資源侵入一個人的生活、檔案可能還是有錯──以陳菊個案為例，這些問題還是情治機關到意識可能有誤、自主查證的，在檔案裡還有更多未被發現的，因此不能盡信這些對當事人的監控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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