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這篇分析，指出人口因素：「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法國就出現了生育率下降，希望引入大量外國廉價勞動力緩解國內勞動力市場的失衡。」這已是現下發達國家的通病，但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價值、觀念嬗變，成了忌諱，無法討論了，而伊斯蘭危機重重，它卻是人口增長的。
人口的膨脹和年輕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業率高達52%，一個26歲的水果販無照被罰而自焚，點燃抗爭烈炎。
準確的說，這是一場阿拉伯世界的騷亂，事後被貼上「民主」的標籤，背後推手是什葉派教長尼姆，2016年被沙烏地阿拉伯處死。自2011年底北非動盪，有四個國家的政權被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亞、葉門），並長期無法恢復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國出兵推翻）、利比亞的權力真空，和後續陷入內戰的敘利亞，最終釀出恐怖國家「伊斯蘭國」的災難，和殃及西歐的難民潮，局部解構了二戰後的世界平衡機制。這段中東淪喪史，發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義就是超越地緣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後，結構脆弱，內部極易引發動亂，伊斯蘭世界在本世紀初頭個十年裡，就出現解體、崩塌，文明（宗教）老舊是比政體落後更本質的內因，遜尼派的現代極權政體，如伊拉克、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皆潰敗，顯示伊斯蘭傳統無法支撐世俗政權的現代化，無論是民主還是集權；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葉派伊朗穩定不亂，也有更加怪異的形態，如沙特等王室政權，依賴石油豐厚利潤維繫穩定，物質表明可以極奢華，而內裡極陳腐，政治上甚至處於原始層級，殘暴血腥，如對異見記者卡舒吉肢解謀殺，而主謀王儲逍遙法外；
二、文明、價值、習俗等靠千百年養成的系統，可以為短暫的政治形態和制度提供資源，卻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態來型塑它；價值系統既不能推倒重來，也不可能從外面全盤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長程適應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沒有人為設計的可能性；而伊斯蘭文明在現代化調適過程中，又顯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個拒絕改變價值觀的受挫文明；
三、史學家余英時別有睿見，認為中東的危機不是源於宗教，源於伊斯蘭教的。在進入現代以後，有一個困境，就是伊斯蘭民族怎麼樣來改變它的傳統，來適應現代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之所以成為問題，和世俗化的政治勢力有關。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貴族，他們已經基本上世俗化，進入市場了，進入資本主義的圈圈了，並沒有真正的象我們想像中那樣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們只是要權力、金錢，然後把教育問題完全不管，把這些教育問題都給那些回教的、伊期蘭教的宗教人員。在他們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對現代化，拒絕一切改變的東西。他們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狀態，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權和經濟體制完全相衝突，或者是背道而馳。所以這是它適應現化失敗的原因。 （相關報導： 襲擊里昂牧師案》朝受害者胸部開槍嫌犯落網，法國各地高度警戒 ｜ 更多文章 ）
四、回教世界是一個低度開發世界中最軍事化的區域，顯示了一個衰亡文明的陣痛：貧窮卻人口快速增長，人命不值錢到了專門出產「人肉炸彈」的程度，不過尼克森說回教世界對共產主義的抵禦「比基督教世界更經得起考驗」，其實不過是更野蠻而已，這個文明的黃金時代在中世紀，科學、醫學、哲學皆很發達，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說：培根向歐洲宣佈科學方法時，已遠在Jabir（化學家）以後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於西班牙摩爾人的啟發，而摩爾人的指路明燈又來自回教的東方。但中東這個文明搖籃已經變成墳墓，有五個世紀之久，即西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間，回教世界領先於基督教世界，但幾十年的戰爭顛倒了兩個文明之間的差距，杜蘭特說，西方在十字軍東征時打輸了，但在信仰的戰爭中卻獲勝。所有的基督戰士雖然都被逐出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聖地，但是勉強得勝的回教卻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淪落到蒙昧而貧窮的黑暗時代。被打敗的西方轉而成熟，忘記失敗而奮力向敵人學習，他們建立高聳入雲的大教堂，遨遊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語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轉變成但丁、喬叟及維農的文采詩詞，並興高采烈走進文藝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