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承平時期，不少幫會組織也讓逐利的傾向蓋過了保義與傳道，亦常有內訌，洪門傳統至此似乎徒留形式了，但實況卻又不只是這樣。清朝末年，海外天地會組織有極多捐助或親身投入革命的事蹟，黃宗羲等先輩的著作被翻出來在報刊上反覆宣講並與民主潮流接軌，改變了一代青年的眼界，這都不能只用庸俗的眼光來解讀。其後有孫中山身兼讀書人、革命黨與洪門領袖的身分，提出《三民主義》歸攏眾望，在中華民國開國十數年的紛亂後，漸隨國民黨的勝利取得了道統的地位與「國父」的稱號；國民政府主編的歷史課本也大筆宣揚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讀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長大的台灣人都不至陌生。算起來，鄭成功與顧、黃、王等人成就了天地會，天地會在三百年後成就了革命黨與中華民國，台灣也在日本戰敗後接回了這個傳統，「漢留」的理念在無數令人沮喪的失敗與差錯之後，還是傳了下來，並且部份實現了。
換句話說，鄭成功就是我們國編本的祖師之一，或也可以說是「大護法」。我在找資料的時候，原想尋覓一下鄭氏在台灣有沒有什麼被隱沒的儒學傳承，找著找著發現，即便有，也不重要了，因為清末的革命黨以及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就是他們的本宗傳人；連帶的，我們也從小就成了他們的徒孫，即使我們自己都不明白這點。
然則，在兩岸分治的現實與現代化的潮流中，「漢留」的理念在政治與文化上都逐漸失去了感染力；洪門組織在台灣雖得於2004年登記為合法社團，與世界各地同門一起大辦慶典，但至今尚未有傳人能如顧炎武等創始大儒一般，為中華文化在當前東亞政治和世界文明的激變中重新提出全盤論述；主流知識界和大眾，也就愈來愈傾向以庸俗或無感的眼光來看待天地會的傳承。然而，天地會的遺緒仍在民間，包含在傳統武術、藝術、信仰的形式與心法之中；當我們有緣靜心品味、受用一二，它對於我們便不再只是遠去的歷史與小說，而我們也就能對它在歷史上的成敗得失，提出更深的問題，展開更廣的思考。
第五節 總結與討論
有言道「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又云「凡史皆當代」；上文提到，清初與清末的清廷、天地會、日本、國民黨，都先後依據著己方的政治需要，來講述鄭成功的故事，並主持其祀典。那麼，現在的史家與政黨，又會想要怎樣來講鄭家呢？我們又還可以怎麼看呢？
一向以拿下台灣為歷史任務的中國共產黨，大抵是一方面要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肯定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收復台灣；一方面又要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肯定施琅打敗明鄭「收復」台灣；再來，也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肯定抗清起義的台灣人。這幾項有些彼此衝突，鬧過不少爭議，但也用高懸評價標準，將人、事分開討論的唯物辨證法解決了：最高的理想是締造、保護能團結民族、發展生產力、促進群眾利益的政權，誰做到了一部分就值得部分肯定，能做而不做、有所違反、或根本背道而馳者就批判，沒能做到或沒能想到，則說是時代的侷限。於此明、清都不算好貨，但初期的清朝還更糟，故應該表彰鄭成功的民族氣節與開拓之功，其剛愎性格和山頭心態則要批判，到鄭經時期轉向獨立偏安，則是可諒解但違逆歷史潮流的；至於之後台灣的民變，雖然反抗剝削和高舉民族旗幟是正當的，但民變領袖的作為很快違逆了這些出發點，故亦不足取。這種論調，基本是立場先行、論證隨後跟上，遇到矛盾則分出主要矛盾來蓋過次要矛盾，如此將是非功過陳列一番以後，將結論引向「今後還是要靠我黨才能好」。然而，不這麼講「黨八股」的學者，也能不與官方衝突，而經由嚴謹的史實考證，辨別出後世的不實渲染，還原鄭成功等人的性格際遇，協助我們理解他們身處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