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看似行得通的第二條路，在台灣也會被另一個在討論公共建設時常見的觀念給扼殺，成為一個死局。諷刺的是，這個害房價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觀念，也普遍被年輕世代接受。這個概念來自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興盛的新自由主義。
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是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等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人物最核心的主張之一。這些政治人物推動削減國營企業的其中一項副產品，就是把評斷私人企業經營效率的指標引入評價公共政策。過去大家認為公共建設的目的，是為了替大眾或是國家的需要提供服務。但在新自由主義興起後，大家在評斷每一項公共建設的時候，開始引入評斷私人企業的指標。
像是在評價需不需要蓋捷運時，大家看的不再是這條捷運能夠替這個區域的人提供多少服務，而是經營這條捷運會不會「賺錢」。追求營收跟利潤，成為大家評價一個公共建設是否有「效率」的標準。但卻沒有人想過，如果重視的指標是營收與利潤，那一定是把資源投注在本來就已經開發完善的地區風險最低，「效益」最高。
當所有的公共建設都是以這樣的邏輯來思考，那政府一定是把更多資源投注在本來就最豐厚的地區。因為這裡的基礎建設原本就最完備，建設起來無論是成本或風險都最低，住在這裡的人消費力跟生產力也更強，人口也群聚在這裡，很快就能讓建設「回本」。
如果連年輕人都覺得在大台北都會區以外的地方蓋捷運，是一件「沒效率」的事情，那房價這件事情就徹底沒救。因為我們前面提過，推升房價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區域不均衡、生活便利性的差距帶來落差。
青年世代原本應該是最重視資源平均分配，最能督促政府拉近城鄉差距的群體。如果連青年世代自己都棄守區域均衡的價值，接受以商業效益評價公共建設的邏輯，那政府自然會在分配資源上厚此薄彼，讓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隨著區域均衡的崩潰，都會蛋黃區的房價攀升，帶動整體房價日益走高，自然是不卜可知的事，這時青年再來哀嘆房價太高過不下去，豈不是自找的？
＊作者為媒體評論人。本文原刊《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