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了持久戰策略，首先必須轉換日軍作戰軸線。法肯豪森、蔣百里、陳誠等就地形研判，中國北高南低、西高東低，華北多平原，江南多山丘河流，一旦大戰爆發，日軍必迅速封鎖海岸線，同時從華北向南採取攻勢。在華北作戰對中國不利，因為日本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將輕易過黃河、取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如此，『於敵有百利，於我有百害。』
因此，必須想辦法把日軍攻勢從北向南的路線轉為從東向西、沿長江仰攻，然後充分利用長江沿岸山地湖沼的地利，消耗日軍武器訓練上的優勢。因此，中國抗戰前期首要戰略目標就是『誘敵自東而西仰攻』。如何做呢？蔣介石參考蔣百里的建議：主動出擊駐上海的日軍……（註一）」
楊天石余子道認為「淞滬戰役」與轉移抗戰軸線無關
有中國大陸研究蔣中正第一人之稱的楊天石教授對於「抗戰軸線翻轉」這個說法是很不以為然的，他認為蔣緯國將軍所稱：國府發動淞滬會戰—將日本原本進攻的方向的由北（華北）向南，改成了由東（江蘇）向西的戰略規劃，根本找不到任何文獻根據。
蔣緯國將軍在《歷史見證人的實錄～蔣中正先生傳》第二冊《體認領袖「改變日軍作戰線方向」之戰略作為》中指出：「蔣委員長為達轉移日軍作戰線方向，在野戰戰略上，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單使華北日軍，北上察綏，西向山西前進，認為還不足以阻止日軍南下漢口，因為日軍一旦攻佔山西，它可以同蒲路南下，過風陵渡（今山西省芮城縣風陵渡鎮，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點），循隴海鐵路經鄭州，南下漢口，仍然可以早期進入中國川藏地區，所以蔣委員長從全面考量，乃決定：以國軍一部對華北之敵持久作戰，以確保山西；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之敵採取攻勢，以迫使日軍改變其作戰線為沿長江自東向西。因此自8月13日起，國軍陸空聯合進擊，先後投入約70個師又7個旅，猛攻淞滬之敵，迫使日本一再向淞滬增援。淞滬日軍苦戰至9月23日，仍然無進展，日本大本營新任作戰部部長下村定少將，認為中國軍隊精銳主力已集中上海，在求決戰心切之下，乃將主作戰由華北移至華中。（日本將中國戰區分為華北、華中、華南。上海方面日本稱為華中）於是將華北的第6師團，第5師團之岡崎支隊，第16師團和中國東北的第18師團，統統轉用於上海方面。日本在國內動員的部隊，也派往上海。
日軍主作戰被迫由華北移到上海方面，它的作戰線方向自然跟著改變。日本華中方面軍攻佔上海之後，隨即進攻南京。於是日軍作戰線方向，本可由北向南，現在被迫改為由東向西了…這一傑作，打破了日本『速戰速決』的企圖，造成了中國戰略持久的條件，奠定了最後勝利的基礎，拯救了中國的命運。」（註二）
楊天石說他在蔣中正日記中找到的說法是，發動淞滬戰役只是單純的為了保護隴海路這條蘇聯支援中國的鐵路線…因為閻錫山沒有守住山西大同，把蘇聯支援中國的一條運輸線丟掉了。在抗戰爆發以後世界上援助中國的國家只有蘇聯，蘇聯的軍火、資源物資是必須經過大同，從大同沿著同滬路這條鐵路運到關內，直到華東華中這一帶。大同丟了這條線就被掐斷了，蘇聯的物資和軍火只能依靠隴海線。如果允許日本人打下盧溝橋，打下北平、天津，打下石家莊、保定，那麼日本人就會打鄭州，打了河南，隴海路就保不住了。
隨著戰事的進展，蔣中正又有了一個新的說法，即在上海發動淞滬戰役是為了解華北之圍。因為日軍集中兵力在進攻華北，那麼在上海開闢一個新戰場是為了分散日本人的兵力，讓他把兵力轉到華東來，這樣日軍的鋒芒減少後兵力就會減弱。不管如何，楊天石強調，蔣中正本人沒有主動把日軍的進攻方向從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
楊天石認為：產生讓日軍從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進攻想法的人是陳誠，目前藏於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陳誠回憶錄》中清楚寫道，陳誠在淞滬戰役之前向蔣中正提過這個意見：上海不但有各國的租界，而且是許多國家在中國的一個重要的貿易地點。在上海打一仗會引起國際的關注，引起英美特別是跟中國商業關係密切的國家注意。（註三）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在《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所發表的《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也有與楊天石教授差不多的論點。他認為：「『引敵南下』，改變日軍侵華路線是『出乎蔣中正意料之外的』，是戰後總結戰爭時人為地所追加的一種概括」。
馬振犢、黃道炫等認為不能排除～「淞滬會戰」有轉換戰爭軸線的戰略準備
不過曾任職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近現代史料學會副會長、中國檔案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的馬振犢在《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一文中卻認為：完全排除國民政府在發動淞滬會戰過程中具有某種程度的「引敵南下」的戰略意圖，也不一定妥當。
馬振犢引證《陳誠回憶錄》指出，在滬戰爆發後，8月20日陳誠向蔣中正建議：「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線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對此表示：「一定打！」陳誠又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另指蔣中正在戰爭爆發前就曾明確表示：「這一仗打起來，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最擔心的是日本人由盧溝橋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這是當年忽必烈亡宋的戰略。如果日本人進入西南，從雲南、貴州到廣西一抄，我們即便保有南京、上海，這個仗也打不下來。現在唯一的辨法是在上海作戰，引導他沿長江西上，屆時他就敗了。」馬振犢說明蔣中正和陳誠的戰略意圖是一致的。再引軍事委員會8月20日下達的作戰命令：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持久抵抗，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這項指令發布後，國軍紛紛向淞滬戰場增援，主戰場很快便轉到華東，顯然是中國統帥部執行「引敵南下」的戰略決策所起的作用。（註四）
黃道炫教授在《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提到，華北戰場國軍處境艱難，中國統帥部決定主動開闢新戰場，在上海地區對日軍發動攻勢，這一決定和國民政府的戰前準備，總體戰略思想及戰略計畫有著密切關係。黃文綜合性的指出，中國統帥部開闢淞滬戰場的意圖是多方面的，其直接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解除寧滬地區敵軍威脅，以既有優勢殲滅敵軍，取得速勝。二是支援華北戰場，以上海之長，補華北之短。而由於戰爭的複雜性，戰局發展不完全合乎中國統帥部取得速勝的計畫，遂在戰爭進行中調整，逐漸擴大滬戰規模，將其發展為主戰場，其總體戰略是在會戰中逐漸形成、發展的。黃道炫認為中國統帥部在戰役進行中，審時度勢，適時確定國軍的總體戰略方針，對戰役發展及整個中日戰爭產生了積極影響。但認為誇張地估計中國統帥部從一開始就有誘敵改變進攻方向的戰略，稍失嚴謹。（註五）
曾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的王家典教授在《抗日戰爭史事探索》之《論國民政府抗戰前期的戰略得失》一文中指出：把敵人引誘到長江流域來，對中國軍隊有什麼戰略利益呢？日軍主力到了上海，就被政治中心的南京和全國心臟的武漢所吸引，被推向西進，從而也就扭轉了日軍主力自北而南的戰略進攻，迫使它自東而西。陳誠後來回憶：「淞滬抗戰轉變了敵『沿平漢南下』之原定計劃。」沿平漢線到武漢，一馬平川，極利於快速部隊的運動，對我威脅極大。從上海到武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上海地區的軍隊和人民在一˙二八便經受了戰爭的洗禮，國民政府在這裡進行了備戰，經營多年，耗費百數十萬，構築了三道鋼筋水泥之國防作戰線：第一道由上海至杭州，第二道由吳江至福山，第三道由無錫至江陰，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淞滬地區對中國軍隊有很好的作戰條件。（二）從安徽以上到武漢，長江兩岸是連接不斷的山地（大別山等）與汊（ㄔㄚˋ）港（指溪水、河水的分支）湖泊交錯的地形，極不利於機械化快速部隊和戰車、重武器、輜重的運動以及遠射程武器火力的發揮，對中國軍隊來說卻是打防禦戰的有利地區。（三）由東到西的作戰線，中國軍隊可以利用有利工事和地形，節節抵抗，消耗敵人，邊打邊循通至後方的補給線逐步撤退，同時也掩護了沿海地區人力物力的西遷，能夠比較從容地部署持久戰的後方。
不過王家典在文中也批評了當時蔣中正的戰略佈署—軍隊之運用是實現戰略意圖的基本手段，是戰略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決定著戰略的實施成效。但是蔣中正在淞滬戰役中犯了戰略上的嚴重錯誤。他把主力轉移到華東地區的同時卻把全國兵力的精華都集中到了淞滬三角地帶作孤注的一擲。三角地帶河道港灣交錯、地形複雜、無險可守，戰場狹窄、兵力密集，中國軍隊在敵強大砲火下，「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極其慘重…11月初，中國軍隊苦撐數日，陣容已亂，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蔣才於11月9日下令撤退。此時已潰不成軍，各軍倉惶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不久，南京即遭威脅。從戰略上說，敵人可從東、西、南三面包圍南京，城北橫亙長江，無路可退，守軍又是從淞滬戰場剛潰退下來的部隊，背水坐困孤城，形勢極難久守。蔣介石又錯誤地決策以十餘萬大軍固守南京，結果激戰不過數日，便全線潰敗。（註六）
另一個角度分析日本的戰略布局與中國軸線翻轉之關聯
（1）日軍內部「擴大」與「不擴大」兩派的爭論
對日本來說，當時最大的威脅是俄國，因此在「七七事變」前後，日本陸軍內部對於解決中國問題分成—「擴大」與「不擴大」兩派，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解決「華北問題」的方式及對發動戰爭的後果估計方面。以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1893～1976，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5期）和作戰課課長武藤章（1892～1948，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5期）為主的「擴大派」認為，只要出動少量兵力，在華北發動一場局部戰爭，國民政府就會因此屈服，日本從而可以迅速擴大在冀察及整個華北的勢力，這不但有利於日本進一步向中國擴張，又有利於加強對蘇戰略態勢，對日本東亞總戰略的影響是正面的。但以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1889～1949，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為主的「不擴大派」則認為—「目前日本國致力於完成『滿洲國』的建設，完成對俄軍備，唯有如此才能鞏固國防。不能插手中國以免造成支離破碎之局面」（註七）。由於石原很清楚那時中國人的抗日意識和戰爭準備，他擔心會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當中，讓日軍失去主動，不但無法應付蘇聯可能的挑戰，還讓日本原定建構的東亞新秩序目標因此落空。
只是在陸軍部內屬「擴大派」者超過「不擴大派」。因此，「擴大派」在「七七事變」的隔天（8日）即策劃從日本本土派遣3個師團和18個飛行中隊（包含偵察機6個中隊、戰鬥機5個中隊、輕型轟炸機4個中隊、輕型轟炸機3個中隊）的兵力到華北。「擴大派」根本看不起中國抵抗外來侵略的意志，斷言：「日本本土動員的聲音或兵員集中的列車開過山海關，中國方面就會屈服」，「充其量進行一次保定會戰，就萬事大吉了」。就連當時擔任陸相的杉山元（1880～1945，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2期）也向天皇保證：「中國事變只要用一個月就可解決。」
針對日軍的挑釁，國民政府在總結以往的對日經驗、教訓時認識到：「敵慣以武裝恫嚇，以達其不戰而勝，遂行其外交談判，以局部軍事行動，實行其國策。」蔣中正對此也很嚴正的表示，要遏止日本的蠶食侵略，必須「先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9日，蔣電令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兩個師、龐炳勳第四十軍一個師、萬福麟第五十三軍、高桂滋第八十四師立即向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以構成應戰態勢。當盛傳宋哲元與日軍在當地交涉時，蔣於13日電示宋，要求「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可乘之隙」，並令宋堅決抵抗，「毫無退讓餘地」。
國民政府種種的應戰措施使日本認為脅迫宋「就地解決」的計畫有可能因此落空，外務省於是在16日訓電日高參事官，令其嚴重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停止一切挑戰言行，不得妨礙現地當局實行解決條件」。
日本見脅迫宋哲元「就地解決」的目的未達到，拒絕了國民政府雙方同時撤退增援部隊的要求。21日，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往訪廣田外相，再次要求確定時日，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將軍隊撤至原駐地。
可以說，「不擴大方針」首先是以「確保」平津二市，以利於控制冀察為主要目標，是進攻性的，至於「不擴大派」領袖石原莞爾「向山海關撤退」的意見，只是個別的、一時的主張，並沒有為日本政府的「不擴大方針」所接納……至「廊坊」、「廣安門」兩事件發生，日本見不戰而勝的策略已無法迫使中國屈服，遂於7月28日向平津地區的中國第二十九軍發動攻擊，中日戰爭事實上由此展開。
但讓日本意外的是，8月13日，即華北會戰在南口（在今北京市昌平區境）打響的次日，上海事變發生。15日，蔣中正下達總動員令，決定實施全面抗戰，並很快將主戰場移至上海，從而打亂了日本的戰略計畫和軍事部署。日本政府見「不擴大方針」中不戰而勝或小戰即勝的企圖已無法得逞，遂於蔣中正下達總動員令的同日發表聲明，宣稱要採取「斷然措施」，17日，決定放棄「不擴大方針」，9月2日又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將「華北事變」改稱為「中國事變」，並決定派遣大量師團陸續開往中國華北和上海地區，中日戰爭迅速升級。（註八）
（2）從日本戰後對於淞滬戰役的回顧來印證轉移軸線的作用
日本在戰後整理的《對華作戰紀要叢書》之《（1）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中寫道：
1937年8月9日傍晚18：30，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同日生效為大尉）等，發生被中國保安隊在虹口機場（上海西方大約8公里）附近馬路被槍殺事件。10日上早晨，中日上海當局一同派遣調查人員前往事發現場勘驗，雖明瞭了中國方面的不法行為，但中國方面卻未予承認。對此，日本軍第三艦隊認為，整起事件的起因在於中國方面超過限度的軍備作為導致處置失當，因此要求中國方面需將保安隊撤除並撤除停戰協定區內的所有軍事設施。但，中國方面反而增強保安隊，同時也在租界四周構築防禦陣地，這對日本是一種嚴重的挑釁，於是司令官決心增強海軍兵力，下令在佐世堡待命中的部隊要立即推進至上海……上海局勢因此陷入緊張。
11日，日本駐南京的大使館接到英美法義四國大使發出「不能使戰火波及上海」的共同通告，日本政府因此經由川越大使答覆：「如中國方面遵守停戰協定，日方也同意不採取戰鬥…」又於13日，由駐上海的英美法三國總領事，對日本總領事與上海市長，提示調停具體案，表示從中協助斡旋的意向。因此雙方均答覆，請示其本國政府……同日上午10：30左右，駐守於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中國軍隊突然向日本海軍陸戰陣地發起攻擊……淞滬戰役正式開打。日軍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初，在8月15日組成—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參謀長飯沼守少將），轄第3師團（師團長藤田進中將）、第11師團（師團長山室宗武中將，缺天谷支隊）與獨立飛行第6中隊。隨著戰事陷入膠著，9月中旬，日軍在上海的地面兵力增加至3個半師團。10月初，當時參謀本部依當時的國際情勢研判，蘇聯可能最快在11、12月的晚秋初冬之時，對日本發動攻擊，因此日軍必須在此之結束淞滬戰役，因此在10月5日由下村定（1887～1968，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主持的參謀本部第一部，決定－－將部分用於華北的兵力，轉移至上海方面。日軍所制訂的作戰方針是：迅速截斷上海四周，以斷絕經濟的方式迫使中國屈服；亦即—以上海為日軍主戰場，打擊國軍主力，以謀求戰爭之結束，這樣才能應付蘇聯可能出兵、避免兩頭作戰的危機。10月29日，支那方面軍正式組建完成，由松井石根擔任司令官，將上海派遣軍（第3師團、第9師團、第11師團、第13師團、第101師團、第16師團）和新從日本本土調來的10月20日剛剛編成的第十軍（第6師團、第18師團、第114師團）納入其戰鬥序列，日軍在上海華中一帶的地面兵力增加為9個師團、另2個旅團。而原本主戰的華北戰場兵力減為兩個軍（轄7個師團），這代表中日主力對決的戰場已由華北轉至華中，留在日本本土的常備師團，僅剩近衛與第7兩個師團。（註九）
其實下村定在1938年1月，在與新任部長橋本群（1886～1963，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0期）交接工作時，他曾建議華北日軍沿平漢線直下武漢，但被認為太過冒險，此建議最終被擱置，而這正是國府當年最擔心的日軍進攻路線。（註十）
還有兩個被人遺忘的戰略布局
當時日本在中國派駐有為第三與第四兩個艦隊，其中第三艦隊的基地在上海，主力船艦均在長江流域一帶活動，另外在漢口駐有陸戰隊2,000多人。1937年7月27日，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秘密擬定了一個甕中捉鱉的作戰計畫，他計畫偷偷調集老舊軍艦與輪船，在江陰附近的江面自行鑿沉，一方面可以阻止更多的日軍船艦藉由長江駛入內陸，直接威脅中國的大後方；一方面可以困住停駐於長江內河的日本第三艦隊20多艘軍艦與陸戰隊，之後將他們一舉成擒。可惜這個計劃被當時擔任紀錄的黄濬（1891～1937）給洩漏了出去，讓日本軍艦得以在實施沉船封鎖之前的8月7～9日三天內，快速逃離了江陰，不但讓這個甕中捉鱉的計畫完全落空，也讓未來的淞滬戰役打的更為艱辛。1937年8月26日，黃濬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公開處決。
另外在淞滬戰役中，有一種說法認為不應該堅持那麼久，打那麼長時間，那為什麼蔣中正要在上海打那麼久？而且當形勢不利的時候，蔣依然主張不能撤退，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蔣主張打給外國人看，因為早期日本侵華的主要戰場都在東北與華北，這些地區並不影響歐美的在華利益，但上海不但有眾多的國際租界，還住有許多歐美僑民與龐大的資產。當時，歐美列強正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主張—「中國門戶開放」的《九國公約》會議（1937.11.03～24），蔣中正堅持在上海打下去，就是為了引起歐洲各國的注意，之後進而出面干涉與調停。（註十一）
蔣夫人當時也建議蔣中正—若保衛上海1、2個月，可引起國際干涉和支助，故應不惜犧牲固守淞滬。但可惜因歐洲情勢緊張，各國無力也無心出面干涉日本在亞洲的橫行霸道。（註十二）
戰場上的形勢是瞬息萬變的，有些政策可能是很早就計畫好的，有些則是隨情況而不斷改變的，不管如何，想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就一定要學會判斷形勢，及時作出應對之策，這樣才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尤其國內要求全面對日抗戰的呼聲愈來愈高，以蔣中正為首的國民政府承受著極大的輿論壓力，但實際上中國仍舊四分五裂，在淞滬發動對日戰爭，除了可以減輕華北戰線的壓力與改變日軍進攻方向外、還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干預、進而凝聚人心與各方勢力的考量，是不得不為、卻無法名言的戰略布局。
參見
（註一）參見－－郭岱君：《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網／JUN.2020）。
（註二）參見—中華戰略協會：《蔣緯國將軍與中華戰略學會》（中華戰略協會叢書），p158～159。
（註三）參見—《蔣介石日記裡的真相：淞滬會戰是中國政府軍主動發起？》（人民網～文史頻道）。
（註四）參見—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 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p97～146。
（註五）參見—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p97～146。
（註六）參見—王家典：《論國民政府抗戰前期的戰略得失》（江蘇省史學會編《抗日戰爭史事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p100～114。
（註七）參見—《（1）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210。
（註八）參見—熊沛彪：《論七七事變時期日本的「不擴大方針」～兼論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策》（原文刊載於《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7月版）
（註九）參見—《（1）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國防部史政編譯局），p187～580。
（註十）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下村定】。
（註十一）參見—亞瑟˙N˙楊格：《抗戰外援：1937～1945年的外國援助與中日貨幣戰》（四川人民出版社），p19。
（註十二）參見—繆培基：《張發奎與抗日戰爭（上）》（中外雜誌／民國77年7月號／第44卷第一期），p41。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