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後再去讀它，仍不失一段妙文。
二、侯寶林爬手電筒光柱的隱喻
一場流血政治之後就會「非政治化」，其實不過是異化為另一種政治，而那又跟電視劇的一個黃金時代結伴而來。先前黨文化的那點料兒，實在糟蹋了這個立體化的傳媒利器，雖然電視劇在全世界都是低俗的。
「六四」後的意識形態總管是個木匠，他要低俗，外加一個政治頭箍——李瑞環喜歡「消費文化」，他保證不干涉思想無害、群眾喜聞樂見的玩意兒。第一個這種玩意兒是《渴望》，化文革為恩怨故事的一齣肥皂劇，五十集把全北京城看得斂聲屏息、哭哭啼啼，有人感慨：「《渴望》早點問世，興許天安門不鬧騰了！」它替李瑞環「藝術地」說了一句話：好好過自個的日子比什麼都強。
但是老百姓哪裡知道，那廂朱鎔基已經準備好把大夥兒全都「送回舊社會」去過日子。這情形，極像侯寶林的那出《醉酒》，話說兩個酒鬼打賭，一個拿出手電筒朝上打一光柱：「來，你順我這柱子爬上去！」那位說：「別來這一套，我懂，我爬上去，你一關電門我掉下來呀？」
酒色財氣、笑貧不笑娼，都是先從電視螢屏上開始的，猶如「水中月，鏡中花」，大家過乾癮。忽然從螢屏上跑出來一群「哥哥妹妹」，國內的揶揄也頗辛辣：
「四個不道德的女人共同使用了一個不道德的男人及其財產的『共產共夫』，叫做『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平常人的動人的故事』（《來來往往》）；徐志摩的風流舊事，顯得比瓊瑤編造的「才子佳人」更真實，問題是如何再將其中的三角關係炒作得更玄乎（《人間四月天》）；黑社會頭子專橫殘忍，卻戴上了『慈愛』的光環（《像雨、像霧、又像風》）；而《橘子紅了》分明是買一個小妾傳種接代，卻要說『在你沒有說喜歡我之前，我是不會碰你的！』」。
我的觀感比較簡單：社會主義崩解後，價值體系只會退回先前的舊禮教，毫無一絲「現代性」；另外，中國人看不來悲劇。所以最好還是相聲。
充斥螢屏的滿清宮廷戲及其格格們的嬌嗔，很容易被誤解成對「韃虜風俗」的豔羨，其實不妨解讀成對十七年「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懷舊，後來果然有一所謂「血色系列」出現。「血色」一詞，係老鬼（《血色黃昏》）所創，背景是「紅衛兵暴力」，文革災難都成了「浪漫」，此基調反覆被多部電視劇輪番演繹，填補了「知青文學」所忽略的城市幹部子弟階層和「大院文化」，正是現體制離棄「工農兵大眾」、轉而「只信任自己子弟」和權貴崛起的一個文化、美學折射。
三、口腔文化與人格「口腔期」
那時節，民謠時代尚未來臨，北京的政治笑話還比較青澀，諸如：文化部長是一個日本女人「賀敬之代」 ；胡錦濤有「兔子肉」之稱，意謂跟豬肉燉豬肉味，跟牛肉燉牛肉味；江澤民喜歡拽英語，見上海公園裡一對戀人親吻，對來訪的美國務卿說：「They are making love」……都是不錯的相聲段子，但最後那個只能算粗口，坊間所謂「葷段子」。民間的這點刻薄，也是電視和春晚教唆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