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劉霞一個人每個月一次奔波在從北京到大連的火車上。那是一段痛楚而漫長的旅途。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在劉霞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著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啊。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語氣平和，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當異議分子的妻子有多難？
劉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抗，乃是一場耐力的比賽，一點都不能著急，誰著急誰就失敗了。在他身上，從來沒有那種異見人士身上常見的焦灼感。八九之後將近二十年間，當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們，多半已經改旗易幟、隨波逐流、鮮衣怒馬，或悶聲發財，或向中共獻媚，或以「學術獨立」為標榜，或嘗試再作「帝王師」。而劉曉波在幾進幾出之後，仍然矢志不渝，堅持韌性的戰鬥，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曉波能一直堅持下來，很大一個原因是有劉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講臺和發表作品的園地，並常年受到員警監視、騷擾甚至囚禁的劉曉波來，這些年來，作為妻子的劉霞沒有少受罪。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為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軟弱，誰也沒有資格像道德法庭的法官那樣譴責無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們，她們有權選擇另一種安穩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變得心理扭曲，將妻子當作折磨對象的悲慘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曾當眾洋洋得意地宣告：「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變態到如此程度，讓人無言以對。
在一個異議人士被邊緣化和妖魔化的國家裡，異議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關係，比普通人艱難得多。劉曉波與劉霞是這個圈子裡有名的恩愛夫妻。當我第一次與曉波見面的時候，劉霞也在場，她的光頭打扮讓我大吃一驚。那時，我私下裡想，難怪劉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一個如此前衛打扮的妻子！
後來，當我讀到那本厚厚的《劉曉波劉霞詩選》，才知道他們的愛情故事多麼可歌可泣。劉霞寫詩的歷史比曉波長，她曾通過詩歌追求夢想，但天安門的坦克碾碎了中國所有的詩情畫意。如果說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一個疑問，那麼在天安門屠殺之後寫詩這是一種奢侈。劉曉波與劉霞的詩歌，除了愛情，就是六四，這是兩個恆定的主題。他們的詩歌是這個時代最真實、最悲愴的「詩史」，廖亦武評論說：「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的惟一的女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