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Tony Benn以前就住在附近，我們成了朋友。我當時很快就加入了工黨。Tony Benn對我影響很大，1986年他和我一同創立了「第三世界團結」這個組織。當時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能改變巴基斯坦的政治。”1992年，穆施臺應邀入選區議會﹐當選上了工黨議員。他在那個位子上做了18年。
“但這個地區一直在改變，變得越來越自私、功利... 柴契爾主義的到來，帶來了社會排斥和孤立”他說。接下來﹐穆施臺在新工黨期間也過得很不開心。“我個人所相信的一切原則，布萊爾的新工黨政府總是背道而馳。”
“今日的Kensington這個地方變得很分歧。這裡有全國最多數的億萬富翁、百萬富翁，有全國最多數的大學畢業生，這個地區有百分之54的居民有大學文憑，有百分之50以上的孩子是在私人學校上學。在Kensington Palace Road上，有一棟房價值4億鎊，180個大使館和辦公室都集中在那一帶。這是全國最富的區。”此時我不禁想起大火後的那一周，我在這區的街上見到不少打扮得“干干淨淨”的中產白人，推着漂亮的嬰兒車，讓我心想，很少見到這麼干淨穿着的人。他們推着推車，不時停看街道旁邊張貼的Grenfell大火的尋人海報。似乎勞工階級的災難，成了這些富人的“悲劇觀光景點”。
穆施臺繼續﹕“你往Kensington南邊走，看看蘭開斯特西社會住宅區這樣的社區，就會立刻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我們過去曾有一萬個社會住宅，現在減少到7千個。都是柴契爾的「有權購買社會住宅」（right to buy）政策的結果。之後，社會住宅就被房屋協會掌管了﹐很多社會住宅被賣掉，或被拆掉。住房成為賺得暴利之處。Grenfell所在地區有5棟社會住宅大樓。Kensington已沒剩下多少社會住宅了。”
過去30年間，柴契爾主義的一波又一波的放鬆管制（deregulation），無疑是造成社會住宅惡劣的居住條件的大背景。在“社會不存在論”的精神下，柴契爾主義慢慢地在侵蝕，瓦解勞工階級社區。1986年，柴契爾除去了倫敦建築法，放鬆了建築的防火規則。在保守黨前任首相卡梅倫之下，“一進二出”更進一步“去規範”，將商業利潤放在最首要。他揚言要讓企業不再受限于法規﹐特別是健康安全法，他要國家健康安全局除去一半的法規，讓企業自由。在卡梅倫之下，建築管制大為放鬆。
穆施臺又繼續：“勞工階級在我們這區是完全被忽視的，因為我們的區政府是由大學畢業生、地主組成的。地主的孩子在私人學校就學，地主沒有體驗過貧窮，怎能了解貧窮？所以我們區議會的議員和領導根本不了解居民，也不能真正代表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