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午夜。穆施臺（Mushtaq Lasharie）剛和工黨裡的同事朋友們吃完晚飯，從市中心搭車回家。大選前幾天才剛結束，這頓飯應該算是慶功餐吧。大夥談聊的都是領導柯賓如何震驚了全國，如何改變了工黨。興高采烈地回到了家，穆施臺換上家居便服，準備上網看看有沒有什麼重要新聞。
凌晨12點54分，公寓外頭傳來吵鬧聲。穆施臺心想，大概是有人鬧架吧。在這鄰里，有時候家庭糾紛會吵到室外。但那吵鬧聲一直沒停。接下來﹐有人喊着「救命啊﹗救命﹗快叫消防隊﹗」穆施臺不禁往窗外看。他公寓旁邊二十四層的Grenfell大樓，竟着了火！
穆施臺不能束手旁觀，大樓裡都是他的鄰居和朋友。他趕緊喊醒了家人，他和兒子、女兒、媳婦4人趕緊跑到大樓前，想幫忙救火。但此時火已燒到了大樓的中間，他們幫不上忙。「火燒得很快，從一個角落，燒到3棟公寓，然後5棟」他說。大樓裡沒有任何人聽到火警鈴，因為根本沒有火警鈴。能逃生的居民，都是因為樓裡和樓外鄰居的大聲喊叫，才被喊醒。那些後來幸運逃出來的人，卻都想再回到樓裡幫忙救出困在裡面的親友和鄰居。
居民打電話報火警時，警方要求他們待在房裡等待救火。而火勢快速蔓延，救火員並沒有到每層樓，那些等待被救援的居民最後都喪生大火中。「到了凌晨1點45左右，我們才見到第一個逃出來的一家人，」穆施臺說，「我們認識他們夫妻倆，他們來自摩洛哥﹐他們的孩子和我孫子都經常在一塊玩。看到他們出來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到了2點30分，火勢越來越大﹐穆施臺的女兒貝娜希（Beinazir）急着要上去救人，她哭喊着，「怎麼辦？怎麼辦？樓上的孩子怎麼辦？」貝娜希是這裡區政府裡的工黨議員。樓裡的人她都認識。
「然後我們親眼看到，在大火中﹐有人從大樓上跳出來」穆施臺低着頭說，「有一位母親把孩子從9樓丟下來﹐要樓下的人接住。我們看了都淚留滿面，想上去救人。但警察把大家都攔住了，不讓我們任何人上去。」
Grenfell大樓的所在地，蘭開斯特西住宅區，是個多民族的社區，就像倫敦許多社會住宅區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動階級，就在城市中的這些貧窮地區聚居。Grenfell居民來自全球各角落：摩洛哥、索馬裡、蘇丹、埃及、菲律賓、泰國，甚至也有兩位台灣人。大火悲劇發生後，這個地區的每一角落，從教堂外頭牆上、酒吧門窗上、路燈上，都可見到當地居民貼掛着的尋人海報。這些海報上的面孔和名字告訴我們，大多數居民都是移民，有些人甚至僅在大樓裡住了一兩年。
「我們認識有一家人，來自蘇丹，住在21樓，3個孩子，其中1個孩子和我孫子在同一個幼兒園。他們這家人兩年前才來到英國，在這裡社區裡人脈還不廣，畢竟兩年是很短的時間。他們跟我妻子和女兒都很熟，因為孩子一起上幼兒園。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這家人的消息。住在21樓﹐我一開始就覺得他們沒有一點生還的機會，」穆施臺說。
23樓有一家3口也不幸喪生。那位母親帶着兩個女兒，逃不出去，只好在房內等救援。她的丈夫出差在埃及，她用手機在臉書上直播她等待救援的過程。她的親友們在臉書上眼睜睜地看着她和孩子無助地等待，看着濃煙從門縫裡進到她的屋裡。而救援一直未到。親友們只能在網上看着她在生命結束前一個小時內如何安慰孩子，叫她們別着急。直到她的手機沒電了，直播突然結束，大家再也沒有她的消息。
穆施臺多次提到Mohamed al-Haj Ali的名字。他是Grenfell大樓裡第一位被辨認出的死者。他是23歲的敘利亞難民。穆施臺深深為這位青年的悲慘遭遇感到悲傷。他自己也曾經是難民。32年前，穆施臺在巴基斯坦曾是活躍的工會份子和社會主義者，為了逃離迫害，他曾改名換姓。當他逃離巴基斯坦極權者Ziaul Haq，來英國尋求庇護之時，他成為巴基斯坦被通緝的政治犯。他永遠記得抵達英國這個「自由境地」的時刻：1981年6月12日晚上7時。
自Grenfell大火，穆施臺每天從他家公寓的後門望見燒黑了的大樓，樓上掉下來的燒焦了的建材，就在他門外。每天他都在想，這一切是如何的不公。
Grenfell大樓的許多居民，都屬於倫敦的低薪體力勞動階級。他們是清潔工、餐飲業勞工、醫院工作人員等等。他們之中許多人在富裕的Kensington北區販賣勞力。倫敦的“四海多元文化”對許多城市中產階級人士來說是為他們的消費者生活方式起着增加情趣的“調色”作用。而世界勞動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承擔低薪，忍受惡劣的﹐不安全的居住環境。Grenfell大火之前，我每回造訪Kensington，總是為了採訪那些飽受剝削的家庭看護移工。她們多來自菲律賓、印度，在此區富人的家裡忍受着非人的待遇。跨國商人、外交官、電影明星、知名模特兒。在這些富人家做工的移民，有些人連薪資都拿不到，也有些人遭受虐待。她們沒逃跑的原因是，移民法規限制家庭看護不能換僱主。自那時起﹐Kensington這個地方總是讓我想起富人對移工的剝削和奴役。
世界勞工，也就是沒有資本的人，當他們在尋求公義時，總會困難重重，遭受社會機製的阻礙。他們甚至可以好像從未存在過一樣的消失。Grenfell大樓裡的菲律賓移民就是如此。據菲律賓領事館的勞工事務代表Reydeluz Conferido表示，有關菲律賓籍死者的一切資訊，包括死者人數，警方都未能向菲律賓社區和領事館做任何交代。甚至菲律賓籍的生還者都不知道狀況。
據了解，有些菲律賓籍的生還者由於是無證的移民，不願出面向當局報告。Conferido雖無法估計有多少這樣的生還者，他認為移民身份很可能是這些人沉默的主因。無證的移民生還者因此也無法得到政府對生還者提供的救援金。移民身份決定了他們能夠得到的任何支援和救濟。
目前靠着教會和草根資源，菲律賓領事館才有辦法與8個生還的家庭取得聯繫。其中有兩位已與領事館的福利工作人員談過話。一位是從事家庭看護工作的女士，大火那時和其它3位菲律賓人逃離了他們的住處。另外一位生還者是男性，在餐館做廚師。他們目前都在臨時住處，菲律賓領事館並給予他們一些物質支援。有些生還者仍在醫院接收治療，其中一位傷勢嚴重。生還者都仍未能從當局那裡得到任何創傷後的應激障礙（PTSD）的治療和支援。
Grenfell大火後，當局對生還者和當地社區的對應態度可用“輕蔑”二字形容。它也正是這個城市、這個國家，對世界勞工的一貫對待。他們從未被傾聽。他們的弱勢與他們的缺乏公民權和正式移民身份息息相關;他們沒有聲音，沒有代表。在大火前，Grenfell大樓居民曾多次向區政府報告大樓的安全問題，而他們的擔懮一次又一次完全被漠視。2010年成立的「Grenfell行動組」也曾多次向區政府以及管理大樓的社會住宅代理機構KTCMO報告Grenfell大樓的安全問題，同樣地，他們的警告也完全被漠視。
大火那晚，穆施臺整夜沒睡。他和家人站在大樓門前，看着他們的鄰居喪命火海。他們沒有力量去救火。到了凌晨2點30分，警方封鎖了整個住宅區，穆施臺和家人也必須離開。他們帶着孫子需要的日用品，坐車去他兒子家。那些困在大樓裡的人們繼續無助地等待救援，他們已等了2個多小時了。到了凌晨4點左右，有部份居民被救出來，但此時已可知，12樓以上的居民生還的機會很小。
穆施臺一大早就回到Grenfell，參與當地社區的支援行動。“各個支援團體做的真的很好，但我們沒看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人員來察看，完全不見區議會會長的影子﹐”他說。兩周後﹐區議會會長在民意壓力下辭去職位。
大火後的那天早上﹐穆施臺很驚訝聽到新聞﹕警方公佈死亡人數是6人。“那距離事實太遠﹐我估計在兩百人以下。警方和救火單位告訴我們﹐他們在確認死者身份之前不能公佈死亡人數。大火後的那天﹐他們根本沒進去大樓。警方之所以階段式的公佈死亡人數﹐是為了緩和對人們的衝擊﹐警方怕的是引起暴動。”
據當地居民表示﹐大樓裡的129戶居民之中﹐有60戶逃了出來。上百位居民仍音訊全無。社區裡到處可見尋人啟示﹐而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些失蹤的居民﹐已喪生在大樓裡。同時大家都在幫助張貼尋人啟示﹐表示不放棄希望。社區裡的無助感瀰漫﹐他們唯一擁有的是大家的團結。
一個8、9歲的小男孩，站在尋人啟示欄前，讀着大家寫給一位15歲女孩的信。他目不轉睛，慢慢讀着每一條訊息。然後他轉頭告訴我，“她是我朋友，她哥哥也在裡面，我認識他們全家人。”這位15歲的女孩住在21樓，大火後，她和父母和兩個兄弟都音訊全無。
後來這一位15歲女孩的表哥這麼形容她：“她是個愛好運動﹐很有幽默感﹐又很顧家的女孩。我愛她。”她表哥和她同歲，在同一個學校上學。他們倆很親近。6月28日那天他這麼告訴我：“昨天她16歲了。”她父親在醫院工作，母親在家照顧9歲的兒子。她表哥告訴我：“我們就住在大樓隔壁。大火那晚，因為齋月我們都還沒睡，表妹家人來電話告訴我們大樓着火，我們立刻跑出去，想上去救人，但根本上不去。”和其它鄰居一樣﹐他們只能望着大火無能為力。
面對這樣對生命的無情毀滅，生還者無法理解為何警方不能夠資訊透明。警方于6月28日公佈了最新的死亡人數：80。這是在一周以來沒有新資訊，居民怒火高昇的情況下，警方才做的公佈。警方並同時表示，大樓內有23棟公寓的居民完全無法聯繫到。7月6日，警方透露已找到87個遺骸，但“不能確定來自87人”。除此之外，目前沒有任何官方資訊顯示或估計死亡人數，以及生還者的總數。
「Grenfell爭取公義運動」的活躍人Ishmahil Blagrove表示，警方的資訊不透明，包括不願估計死亡人數，致使死者家屬和生還者懷疑警方隱藏真相。“可以了解，受到如此創傷的人們會懷疑當局在隱藏真相。警方應讓居民知道，他們官方的死亡人數是怎麼來的。”
大火發生4天後，在當地與警方有接觸的一位支援單位的人士（在此不能透露姓名）向我透露，一位警官告訴他，事實上警方已知死亡人數為170。這位警官透露，“進漸式的公佈死亡人數﹐目的是要避免暴動”。
同時，住在Grenfell附近較為富裕的Notting Hill的一位女士告訴我：“由於這個地區過去發生過暴動，這裡的許多居民擔心，憤怒的人會帶來暴亂。那天舉辦反政府遊行的人來到我們附近的Shepherds Bush，從這裡步行到國會廣場，他們說要讓政府下台，我們這裡居民就很擔心，我們怕這種極端的思想和遊行。”富裕住宅區的居民擔懮暴動可能帶來的損害 -- 特別是對他們的房地產和房價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擔憂，似乎已反映在警方的“進漸式的公佈死亡人數”的策略上。
穆施臺說他這輩子從未見過這麼凶猛的火災。“這在西方國家是很罕見的”他說。這種火災可能發生在中國、印度或巴西，但從沒想到會發生在英國這樣的已開發國家。大火後，在義大利西西裡島居住的一位奈及利亞朋友打電話來問我安好。“這怎麼會發生在英國啊？”他問。對他來說，這簡直不可思議。英國在他眼裡，不僅是全球最富國家之一，也是“尊敬人民生命”的國度。
“輕蔑”我對他說。導致這場悲劇的，基本上是菁英階級對世界勞工的輕蔑。為了降低成本，地方政府在大樓的包層建材上減料，用了廉價的、防火不夠力的包層種類。“包層”這個字﹐今日也成了階級輕蔑的代稱。全英地方政府現在開始對社會住宅的包層建材做測驗Ｍ目前結果顯示，接近百分之百的社會住宅建材都沒過關。階級輕蔑果然深刻。
“過去7年來我們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偷工減料，來符合經費要求”穆施臺說。“他們有資源來整修大樓，花用了1千萬鎊，卻未能確保它的安全。不僅是包層建材的問題﹐還有大樓裡也沒有滅火器，而且大樓出口不應只有一個。”
大火悲劇後，地方政府繼續它對社會住宅居民的輕蔑。穆施臺的女兒貝娜希眼見她成長的社區這樣被摧毀，非常痛心，她的精神壓力也相當大。“不僅是管理社會住宅的代理機構KTCMO沒露面，地方政府更沒出來和居民見面。區議會必須對這悲劇全權負責。”大火後﹐她帶着兩個孩子搬到臨時住處，也就是在Victoria的廉價旅館。“那裡居住條件很差，但我真的不能讓我的孩子回到這個住宅區居住，這裡的空氣已受到火災的污染”她說。但白天她仍得帶孩子回到這個地區的學校，他們還在那裡上學。她自己也得回來這裡上班。晚上全家才又回到旅館。我趁她白天回到住宅區的時候來拜訪她，她兩個4歲和5歲的孩子在旁玩耍，根本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每天要這樣來回，不能住在自己家裡。
Grenfell火災生還者之中有75戶居民已有臨時住處，但他們很擔心臨時住處到底有多“臨時”，他們害怕地方當局要拖好幾年才會提供給他們永久住處。
就如貝娜希所說，不僅是Grenfell大樓本身，連整個蘭開斯特西社會住宅區都被這場大火“解體”了。在住宅區裡，沒有熱水供應，大多數公寓也沒有瓦斯，居民根本無法在這裡住下去。“Grenfell周遭的社會住宅區裡，有398戶人家已經搬去臨時住處（旅館）了”穆施臺說：“不僅是因為沒有熱水供應，更是因為Grenfell大火對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衝擊，他們不願留下來，不願再看到這個被摧毀的社區。”
穆施臺說他的媳婦就是因為精神上無法承擔，不願再回到這個地區。而他自己和妻子卻選擇留下來，不去住旅館。這是他這麼多年來居住的地方，他無法離開。
他的女兒貝娜希擔憂，地方政府會利用這個情勢，來做他們一直想做的“社會淨化”，也就是將社會住宅的居民搬遷到其它地區。
這兩周以來的精神壓力，讓穆施臺回想到30年前剛來到這個地區那時的景象。他當時在申請政治庇護。“那時﹐這個地區沒有像今天這樣的財富不平均。過去它是一個歡迎外來者的地方，很有人情味... 那時，我很快地被推選為當地社區中心的副主席，那說明了這地方對外來者的態度，他們敞開雙臂歡迎我這個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
“社會主義者Tony Benn以前就住在附近，我們成了朋友。我當時很快就加入了工黨。Tony Benn對我影響很大，1986年他和我一同創立了「第三世界團結」這個組織。當時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能改變巴基斯坦的政治。”1992年，穆施臺應邀入選區議會﹐當選上了工黨議員。他在那個位子上做了18年。
“但這個地區一直在改變，變得越來越自私、功利... 柴契爾主義的到來，帶來了社會排斥和孤立”他說。接下來﹐穆施臺在新工黨期間也過得很不開心。“我個人所相信的一切原則，布萊爾的新工黨政府總是背道而馳。”
“今日的Kensington這個地方變得很分歧。這裡有全國最多數的億萬富翁、百萬富翁，有全國最多數的大學畢業生，這個地區有百分之54的居民有大學文憑，有百分之50以上的孩子是在私人學校上學。在Kensington Palace Road上，有一棟房價值4億鎊，180個大使館和辦公室都集中在那一帶。這是全國最富的區。”此時我不禁想起大火後的那一周，我在這區的街上見到不少打扮得“干干淨淨”的中產白人，推着漂亮的嬰兒車，讓我心想，很少見到這麼干淨穿着的人。他們推着推車，不時停看街道旁邊張貼的Grenfell大火的尋人海報。似乎勞工階級的災難，成了這些富人的“悲劇觀光景點”。
穆施臺繼續﹕“你往Kensington南邊走，看看蘭開斯特西社會住宅區這樣的社區，就會立刻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我們過去曾有一萬個社會住宅，現在減少到7千個。都是柴契爾的「有權購買社會住宅」（right to buy）政策的結果。之後，社會住宅就被房屋協會掌管了﹐很多社會住宅被賣掉，或被拆掉。住房成為賺得暴利之處。Grenfell所在地區有5棟社會住宅大樓。Kensington已沒剩下多少社會住宅了。”
過去30年間，柴契爾主義的一波又一波的放鬆管制（deregulation），無疑是造成社會住宅惡劣的居住條件的大背景。在“社會不存在論”的精神下，柴契爾主義慢慢地在侵蝕，瓦解勞工階級社區。1986年，柴契爾除去了倫敦建築法，放鬆了建築的防火規則。在保守黨前任首相卡梅倫之下，“一進二出”更進一步“去規範”，將商業利潤放在最首要。他揚言要讓企業不再受限于法規﹐特別是健康安全法，他要國家健康安全局除去一半的法規，讓企業自由。在卡梅倫之下，建築管制大為放鬆。
穆施臺又繼續：“勞工階級在我們這區是完全被忽視的，因為我們的區政府是由大學畢業生、地主組成的。地主的孩子在私人學校就學，地主沒有體驗過貧窮，怎能了解貧窮？所以我們區議會的議員和領導根本不了解居民，也不能真正代表居民。”
Mustafa Almansur也是一名爭取Grenfell公義的活躍人。他的朋友住在23樓，大火那天那位朋友在埃及，妻子和兩個女兒在家，無法逃出大樓，不幸喪生（前面提過這家人）。Mustafa在悲劇後的數日內發動了在市政廳的抗議。他向我表示﹕“這是民主體制的失敗。住在北Kensington的居民沒有權力﹐而區議會是由南Kensington的人組成的，他們不了解貧困的社區，更與這些社區毫無連結。我們的民主制度在中央上也出現了利益的衝突 -- 國會裡竟有142名保守黨國會議員是地主。他們不願去制訂嚴格的防火安全法規，因為那與他們自身的利益有衝突。立法人竟與立法有利益衝突，這是多麼瘋狂的景象！這是我們民主制度的危機。”
自2015年，工黨曾兩度提出立法改善社會住宅的安全。在英國﹐沒有現存法規能夠制裁“不適人住的”社會住宅環境。工黨的兩度提出立法（2015和2016年），如果通過，就能使得社會住宅的居民能夠挑戰違反安全的地方政府。而這兩次的立法嘗試，都被保守黨國會議員否決掉 -- 這些保守黨國會議員多數是地主。
大火兩周後的那個星期五，穆施臺去Westbourne Grove參加一名Grenfell居民的葬禮。那是一位70多歲的老同事，也是工黨裡的活躍黨員。他名為Abdel Salam Sabah，1970年代從摩洛哥來到英國。來自各方的社區人士都前來向這位長者致敬。
穆施臺想到如今社區的狀況，和Kensington的未來，不禁嘆息。“30多年的時間﹐社會才發展到這般田地。要往相反方向走，讓貧富差距變窄，需要很大的努力。”他認為，工黨在科賓之下﹐如果能持續他們的誠意和意志，未來才會有縮窄貧富差距的可能。
至於Grenfell居民，他們如今正在組織自身，試圖爭取最基本的公義。他們要求，對火災悲劇導因的公共調查必須是全面的，深入各因素的背景，並須調查救援單位的角色，了解大火快速蔓延的所有原因。Grenfell居民要求，調查必須是徹底的，每一涉及責任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為此悲劇負責。居民表示，要達到爭取公道的目標，主導調查的法官必須是社區能夠認可的。居民拒絕首相梅依前日推出的法官Sir Martin Moore-Bick，不僅因為他過去曾有參與“社會淨化”的記錄，也因為他主導的調查目標太窄。這是梅依對勞工階級社區的再度輕蔑，推出的法官竟是站在社會住宅居民的對立面。許多居民目前很擔心，對Grenfell悲劇的官方調查，可能將淪為隱藏真相的一個工具。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