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上個月病逝榮總，他長達12年的總統任期涵蓋了三種不同樣態：因總統猝逝以副總統資格繼任、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由全民直接選舉。其中以1996年的直接民選最能彰顯台灣的民主進程，但中國不願流露獨立傾向的李登輝連任總統，便從1995年到1996年3月20日的選舉日前後，以連續多場大規模軍演、甚至對基隆與高雄外海進行飛彈試射等方式進行武嚇，這也就是著名的「第三次台海危機」。
中國的軍事恫嚇對當時的台海情勢帶來極大衝擊，除了1994年出版的《一九九五閏八月》轟動大賣、即將被武統的猜想四處流竄，常駐台灣的加拿大籍智庫研究員暨媒體人寇謐將（J Michael Cole）更回憶，許多台灣人當時「忙著擠上飛往北美的班機」。不過中國的舉動也引來柯林頓政府派出兩個航母打擊群巡弋台灣附近海域，台灣人民在1996年的總統直選中，更以76.04%的超高投票率選出了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李登輝與連戰（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其他三組候選人還包括陳履安、王清峰；彭明敏、謝長廷；林洋港、郝柏村）。
台灣人當年無懼強權、追求民主的決心，確實鞏固了台灣的民主政治，更讓中國政府「以武逼統」的企圖為之重挫、甚至適得其反（當年就有分析認為，解放軍的武嚇反而推高了李登輝的得票率）。不過這次挫敗也引來了北京的軍事現代化與沉潛，根據中國國務院公開資料，從1999年開始，國防支出開始逐年顯著增加，每年保持成長12到20％的增幅，中國也持續朝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方向建軍；另一方面，即使在統獨光譜上更靠獨立一端的台灣總統候選人當選呼聲較高，北京也沒有再採取類似「第三次台海危機」的恐嚇手段，讓台灣在後來二十多年的民主實踐裡走得更加穩當。
「第三次台海危機」距今已有20多年，不要說今天的大學生以下都沒有經歷過這段往事，台灣許多中老年人也不一定能說清楚當年發生了什麼。「第三次台海危機」感覺就像「八二三炮戰」（發生於1958年，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一樣遙遠而模糊，兩岸之間的軍事衝突也成為一種沒有現實感的抽象概念。不過隨著台灣主體意識的深化、北京政權的日益獨裁與乖張、加上中美新冷戰的態勢已然確立、習近平意欲加速「一國兩制」的進程，發生「第四次台海危機」的可能性又再次浮現。
美日將領擔憂台海情勢
日本航空自衛隊退將、目前擔任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上席研究員的小野田治，在《台灣有事與日本的安全保障—日本與台灣是命運共同體》一書中，便設想了三種可能發生「第四次台海危機」的狀況：包括利用統派發動內亂、中美在台海擦槍走火、習近平發動戰爭舒緩內憂，這部分我已在兩個月前的專欄中介紹過了。無獨有偶，曾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代理局長的麥克・莫雷爾（Michael Morell）、以及曾擔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退役上將詹姆斯・溫尼菲爾德（James A. Winnefeld）也在美國海軍學院的最新一期《學報》（Proceedings）期刊撰文，預測解放軍恐在明年美國總統交接期間展開行動，完成兩岸統一。
說起美日將領對「第四次台海危機」的預測，可說是大同小異。但自衛隊退將只是設想了三種狀況迥異的想定，並且提出自衛隊的可能反應與發展，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則是更完整地分析了當前的兩岸與國際局勢，並將可能再次發生危機的時間點明確標定在2021年初。由於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曾分別是美國情報單位與軍事部門的重要領導人，他們所能接觸的情資與判斷自然不是一般的智庫研究員或學者所能比擬，這篇刊載在《學報》的文章〈不曾存在的戰爭〉（The War that Never Was?）就更值得細品。
為什麼是現在？
姑且不論發生「第四次台灣危機」的時間點是不是明年一月，兩岸態勢如今再次來到可能發生衝突的危險時刻，幾乎是所有關注東亞情勢者的共識。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引用了希臘著名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分析架構，認為國際衝突往往肇因於三個來源—恐懼、榮譽與利益。在「恐懼」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威權政權，始終擔心失去對於人民的控制。年初以來新冠肺炎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已經讓中國社會對於習近平的領導能力產生嚴重懷疑。新冠疫情與（因為港版國安法引發的）國際制裁讓中國經濟蒙上陰影，恐懼失去「天命」與政權的習近平，不得不將矛頭指向外部，試圖轉移國內民眾的憤怒與焦慮。
隨著2020年跌宕起伏的一年進入下半年，covid-19的復蘇開始在中國民眾中對黨及其領導人習近平的能力產生真正的懷疑。中國經濟的崩潰，部分是由於 COVID，以及在香港鎮壓後美國對中國銀行實施的二級制裁(這本身就是美國政府想在競選期間對中國強硬的結果) ，只是加劇了習的擔憂。看著抗議活動爆發，習充分意識到所謂的「天命」在歷史上的脆弱性，他開始尋找外部原因，轉移民眾對日益增長的憤怒和焦慮的注意力。
在「榮譽」方面 ，中國領導人始終將「收復台灣」視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之一。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指出，習近平從掌握掌權開始，就經常在演講說提及「統一問題」。至於台灣的蔡英文政府，一方面感覺到北京的軟弱源自於中國內部的種種壓力，民主進步黨內部也要求要對習近平的態度作出回應。蔡英文雖然沒有主張完全獨立，但在統獨的言論上也漸漸踏入過去被認為是禁忌的領域，明確宣稱隨著「香港模式」的失敗，兩岸在未來任何時候的統一似乎都已不再可能。至於在太平洋的另一側，隨著美國大選進入白熱化階段，兩黨候選人似乎把「誰對中國最為強硬」當成了對決焦點，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指出，競選活動中的羞辱性言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在兩位作者看來，「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訪問台灣」並非不可能的安排，這也將是最讓北京吃驚的台美互動之一。
至於「利益」方面，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認為，這與前述的「恐懼」、「榮譽」內涵多有重疊。不過兩人特別指出，美國對於華為的種種限制，被北京認定是對中國經濟利益的明確打擊，這同時也剝奪了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情報工具。尤其環繞的華為的科技戰與貿易戰，讓北京體認到華為對美國和台灣生產的晶片的依賴，其實是一個更嚴重的國安問題，尤其在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售任何美國製造的晶片後，台灣生產的晶片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一夜飆升。
為什麼是明年1月？
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指出，《孫子兵法》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一直都是中國規劃戰爭的重要指南。北京也心知肚明，如果可能的話，應該要盡量避免與美國的公開衝突，就算免不了針鋒相對，也要控制衝突的升級。因此《孫子兵法》的另一句重要格言「兵者，詭道也」（若從英譯的all warfare is based on deception回翻白話中文，也許更能理解外國人看到的是什麼：所有的戰爭都建立在欺騙之上），也就成為中國另一則戰爭指南。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說，北京將戰爭計畫包裹在一場充滿詭道的資訊戰之中，希望最大限度減少國際社會的抵制與譴責，也在敵對陣營製造混亂。
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指出，對北京來說，美國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將是一個絕佳機會。因為美國目前的政治與社會情勢、加上俄羅斯對美國選舉的干預，都讓美國的分歧更為嚴重。如果說今年大選的結果，將會演變成一場嚴重的政治爭議，相信不會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因此對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位常委（也就是中國的真正領導人）來說，從今年11月美國大選到明年1月20日總統就職的這段時間，確實是美國最為脆弱的時刻。如果習近平有意在2023年尋求延續自己的政治權利，這將是他與中國數十年一遇的天賜良機。如果習近平成功說服了其他常委，而且他們自認能夠撐住來自國際社會的反對聲浪，那麼將收復台灣的「紅省行動」（Operation Red Province）便勢在必行。
如何實行？
雖然中國的軍隊實力與二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依舊認為「師出有名」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雖是老調重彈，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說法依舊有其威力。至少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與他的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確實同意讓台灣離開聯合國，換取華府與北京建立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認為北京會採取的「詭道」（或者說的白話點：「騙術」）之一，竟是透過情報部門誘使台灣民間高呼「完全獨立」，為北京採取行動創造條件。
當然中國不會直接動手，而是透過大規模軍演來掩飾他們的軍事調度—這也是中國的第二個「詭道」。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預測，中國會故意升高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並且在2021年1月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過去經驗來看，中國此類舉動不過是對台灣發出警告的訊號，加上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美國國內又被大選後的選舉爭議分散注意力，沒有人會把這些演習當成一回事，中國只是又在炫耀武力。
明年1月20日，白宮能否如期舉行總統就職典禮雖然仍未可知，不過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紅省行動」很可能將在1月18日的晚上展開。北京一方面警告台灣的領導人，儘速在和平投降與武裝抵抗之間選擇一條路走，另一方面，中國也模仿了俄羅斯當初侵吞克里米亞半島的戰法，以滲透進台灣的「小綠人」控制關鍵設施、破壞軍事基地。一連串的網路攻擊，也讓台灣的電力設施與公共媒體陷入癱瘓。在很短的時間內，原先宣稱只是進行軍演的解放軍，除了奪取了金門、馬祖、澎湖等外島，所有正在海面上航行的台軍艦艇都被擊沉。中國海軍的潛艦迅速封鎖台灣海峽的南北入口，台灣東部外海則部署了拒止美軍干預的重兵。
在完成初步行動後，中國隨即宣稱「封鎖台灣空域、海域」，並且透過媒體不斷宣傳「數千枚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正瞄準台灣的重要設施」。與此同時，解放軍的兩棲部隊、海上民兵也開始行動，為登陸台灣西海岸進行準備，中國海軍的神盾艦也在台灣空域完成防禦態勢，等待台灣政府對北京的投降要求做出最後決定。至於中國的「戰狼外交官」也沒閒著，他們在同一時間對全球各國祭出胡蘿蔔與大棒，要求不可對中國收復失土的舉動進行干涉。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日本的安倍晉三政府，北京將對其明白表示，任何支持美國行動的反應，都會被直接視為對中國的敵對行動。
中國向來拿手的資訊戰也會在此時登場，螢幕後的鍵盤戰士將配合解放軍的征台行動，為國際社會進行量身定制的宣傳。除了譴責台灣政府的官方說帖之外，還會包括在社群媒體上散佈「為什麼這場危機對美國人如此重要」、「美國根本沒辦法干預」的討論，穿插著「中國無意傷害其他國家」、「國際社會無需承擔中國貿易和投資減少的後果」、「解放軍的武器能夠攻擊任何船隻與機場」的說法，甚至含蓄提出警告：「中國的傳統武器射程可涵蓋美國西岸」。
美國若陷入選舉爭議，恐難顧及台灣
由於國際社會屆時必定以美國的態度馬首是瞻，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認為，如果解放軍確實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兩天之內完成以上所有行動。就算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能夠趕在1月19日解決大選爭議，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也拿出了應急方案提供總統抉擇。問題是，在木已成舟的情況下，美國面對的將是「如何奪回台灣」、而非「如何防衛台灣」。就算華府曾經做出「保衛台灣」的承諾，一旦背棄盟友將嚴重損傷美國「和平保護者」的形象，但過高的戰爭代價可能讓坐滿國安首長的戰情室陷入沈默、國會裡友台議員們的呼聲也不再有力。白宮國安顧問的發言則是：「我們當然支持台灣，但看起來我們似乎會被擊敗。我不喜歡這樣，不過這一切必須等到總統就職典禮後再做定奪。」
在這個美國中情局前局長、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的想定中，蔡英文政府終究沒能等到華府的回應，就算台灣的部隊能夠在一定的時間內頑強抵抗，但美軍需要的時間實在太長。意識到台灣可能面臨一場屠殺的蔡英文，最後將在1月20日上午10時決定屈服。而她最後對北京提出的一點希望是：「台灣人民至少能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誰，在他宣誓就職的3小時之前，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所發表的勝利談話，將讓白宮新主人的任何演說相形失色。習近平將對中國人民宣布「中國夢最重要的一步已經實現」，他除了歡迎台灣人民「回家」 、承諾在未來舉行「地方選舉」。不過第二天，蔡英文就被另一位長期呼籲兩岸統一的台灣政治家所取代。
警世寓言？或者暮鼓晨鐘？
我日前在介紹日本自衛隊退將的三種「第四次台海危機」想定時，有讀者留言「天橋下說書，真的是高潮迭起」、「白痴文」、「幻想文」，各種訕笑不一而足。我當然無意力挺「日本退將就是對的」，即便是美軍退將與前情報官員在美國海軍戰院的刊物撰文，或許也會被想當然耳地看成某種「跟元老院討錢建軍」的變形。但面對台灣社會日益無懼中國的氛圍，是否能有無懼中國的底氣，應該是更值得政府與政治人物投注心力長期規劃與經營之事。畢竟一時炒作也能造就氛圍，但面對強敵的準備卻非一蹴可幾。
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的推想終究不是事實，我們自然也不希望「解放軍不戰（至少是不與美軍戰）而屈人之兵」的「詭道」，未來有一天真的得逞。不過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這兩位作者是這麼結尾的。在台灣已然淪陷的1月21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頹然走進會議室，沉重地跌坐在椅子上後，對著整間都是肩膀掛星的各軍種指揮官問道：「我有三個問題：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現在怎麼辦？我們該做些什麼改變？」將軍們沈默良久，才有一位指揮官低聲回應：「戰略上的模稜兩可失敗了，我們陷入了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在另一間坐滿情報首長的會議室裡，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則問到：「我們為什麼沒有預見到這種情況？」過了好一會兒，中央情報局局長才說：「我們20年來專注於反恐，現在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當然，身處這則寓言發生地的我們，還是可以批評美軍退將不過「天橋下說書」，甚至遊說團體又在到處運作，試圖說服國會提高國防預算。但莫雷爾與溫尼菲爾德也說，美軍為可能的台海戰役準備了數十年、也提供了台灣數十億美元的軍備之後，卻仍可能面臨失敗。這顯然不只是錢（國防預算）的問題，這篇文章顯然也不是要販賣恐懼來幫助拜登或川普當選，而是認為「美國在衝突開始之前就已經失敗了」，並且透過寓言中的高官之口批判「（因為）我們沒有預想到」，藉此警告美國政府應該早思對策。面對謀我日甚的強敵，台灣的評論者對這篇文章的反應多半是各種「不可能」，但「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美日對兩岸的想定與準備是一回事，台灣自己對局勢的預判、規劃與執行，才是真正值得我們討論與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