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舉兩個例子，勸告國內部份學習法政，主張人權的人士，他們希望在制度上製造出一些對弱勢族群，有更好的社會公平正義。但是實際上產生了相反的作用。
2002年，立法院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這個法經過了15年，做過許多內容小修正，但是性別工作平等法到底對於弱勢性別，是不是真正讓他們獲得了比較多的工作機會與保障？仍然需要做務實的追蹤與反省。
性平法保障職場女性，還需要配套措施
當初立這個法，主要是強調幾項事情：一個是有關工作職場性騷擾的防治，這個我個人完全支持，但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性平法的另外重點在於保障現在工作職場上的弱勢群體─女性。
1. 生理假：法中明定女性一個月可以請一次帶薪的生理假。
2. 產假：女性預產及生產期間，本法規定雇主要給她至少八個星期的全薪產假。
3. 育嬰假：每生一個孩子，可以在孩子三歲前，申請最長兩年的育嬰假，育嬰假前半年，雇主支付百分之五十薪資。
這個法立意良善，原先是希望能夠保證我們的婦女同胞，在工作權上受到更多的保障。
但是事實上，國內許多小微型企業，通常僅聘雇3-10名員工，對雇主來講，如果其中有兩位在同一時間懷孕，或依法申請育嬰假，可能會造成嚴重困擾。於是造成很多小微企業雇主，避免用正式職缺去雇用正在適婚、初婚或孩子仍小的婦女工作者。實務上，因為訂了這個法，造成了婦女同胞的工作機會減少。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就要從福利國家，尤其是向北歐國家學習。
在丹麥，5歲以下幼兒，無論父母親吸毒、行為偏差、坐牢或家庭貧窮，孩子吃不起奶粉，或是沒有足夠的養分，責任政府要接手負擔。因為養育下一代，延續民族後代，這個工作政府應當負擔重要的角色。
網路上甚至有人主張，生產和育嬰，這些是婦女同胞們，為了解決台灣社會少子化，為國家生命延續所付出的貢獻，成本如果完全由雇主來負擔並不公平，尤其是微小型企業，應該由政府來分攤。
政府當然不可能，也沒有權力，仔細去檢查每位女性工作者到底是不是真正有育嬰和產假的事實，可是現在早已是科技時代，政府主管部門，可以按照大數據統計，分析每一行業裏面原本女性就業人數比例，只要企業超額增加錄用適婚或初婚的婦女，政府便提供企業減稅或補貼，讓他們更願意去雇用20-40歲婦女工作者，那麼這個才能産生出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不是嗎？
所以所謂公平正義，其實是要有配套的措施，不是立委用腦袋空想，或人權人士，在根本不了解企業實務下所制定出的法律空泛文字。
不能為保護弱勢產業，犧牲消費者權益
第二個我想要談的議題，是政府到底應不應該保護一些在國際上，因為台灣天然稟賦或者是其他原因，長久不具備競爭力的弱勢產業。
以毛巾產業為例，數年前，大陸曾提出希望台灣進口陸製毛巾，換取開放台灣農產品進口中國。
中國大陸為13億人口做毛巾，過去20年更大量出口歐美，所以他的毛巾產業生產規模大、早已自動化、成本低、式樣多，加上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棉花産國，台灣卻要進口棉花，所以他們的毛巾，無論品質跟價格，均普遍領先於台灣製的毛巾。
可是馬政府為了要維護三千名毛巾業員工不失業，決定對中國大陸的毛巾課徵 204% 所謂的懲罰性關稅。如此使得中國大陸進口的毛巾，必須賣三倍的價格，台灣彰化生産的毛巾才能維持在國内市場的相對競爭優勢。
可是這個作法固然讓小部分的弱勢勞工能夠繼續擁有工作權，可是誰負擔了這個部分的成本差額呢？不是政府，是所有的消費者。因為消費者在購買毛巾的時候，本來 100 元可以買到的毛巾，我們得付出 304 元。這樣犧牲的積少成多，雖然每人每次多負擔一點，並不很痛，用來維護保護我們已經失去世界競爭力的產業，但請問這樣是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嗎？
社會正義真的是以犧牲消費者，用來作為維持弱勢產業的一個必要條件嗎？
政府為什麼不可以做得更積極一些，投資技術改良，用其他的方法讓我們毛巾業品質能夠提高，讓台灣的毛巾可以有更多的外銷，讓它變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産業？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定一個落日時間，比如 10 年，讓一些比較年輕的工人，可以移轉到其他更有未来前景的產業。至於企業，要嘛外移，要嘛就關閉。我們真的不需要一輩子犧牲國内消費者，去保護一個已經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弱勢產業，這才是真正所謂的社會公平正義。
＊作者為資深公共政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