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舉兩個例子，勸告國內部份學習法政，主張人權的人士，他們希望在制度上製造出一些對弱勢族群，有更好的社會公平正義。但是實際上產生了相反的作用。
2002年，立法院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這個法經過了15年，做過許多內容小修正，但是性別工作平等法到底對於弱勢性別，是不是真正讓他們獲得了比較多的工作機會與保障？仍然需要做務實的追蹤與反省。
性平法保障職場女性，還需要配套措施
當初立這個法，主要是強調幾項事情：一個是有關工作職場性騷擾的防治，這個我個人完全支持，但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性平法的另外重點在於保障現在工作職場上的弱勢群體─女性。
1. 生理假：法中明定女性一個月可以請一次帶薪的生理假。
2. 產假：女性預產及生產期間，本法規定雇主要給她至少八個星期的全薪產假。
3. 育嬰假：每生一個孩子，可以在孩子三歲前，申請最長兩年的育嬰假，育嬰假前半年，雇主支付百分之五十薪資。
這個法立意良善，原先是希望能夠保證我們的婦女同胞，在工作權上受到更多的保障。
但是事實上，國內許多小微型企業，通常僅聘雇3-10名員工，對雇主來講，如果其中有兩位在同一時間懷孕，或依法申請育嬰假，可能會造成嚴重困擾。於是造成很多小微企業雇主，避免用正式職缺去雇用正在適婚、初婚或孩子仍小的婦女工作者。實務上，因為訂了這個法，造成了婦女同胞的工作機會減少。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就要從福利國家，尤其是向北歐國家學習。
在丹麥，5歲以下幼兒，無論父母親吸毒、行為偏差、坐牢或家庭貧窮，孩子吃不起奶粉，或是沒有足夠的養分，責任政府要接手負擔。因為養育下一代，延續民族後代，這個工作政府應當負擔重要的角色。
網路上甚至有人主張，生產和育嬰，這些是婦女同胞們，為了解決台灣社會少子化，為國家生命延續所付出的貢獻，成本如果完全由雇主來負擔並不公平，尤其是微小型企業，應該由政府來分攤。
政府當然不可能，也沒有權力，仔細去檢查每位女性工作者到底是不是真正有育嬰和產假的事實，可是現在早已是科技時代，政府主管部門，可以按照大數據統計，分析每一行業裏面原本女性就業人數比例，只要企業超額增加錄用適婚或初婚的婦女，政府便提供企業減稅或補貼，讓他們更願意去雇用20-40歲婦女工作者，那麼這個才能産生出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不是嗎？
所以所謂公平正義，其實是要有配套的措施，不是立委用腦袋空想，或人權人士，在根本不了解企業實務下所制定出的法律空泛文字。
